题解
　　《经记》凿于河南省安阳市西南小南海石窟中窟窟门上方，时间为北齐废帝高殷干明元年（公元五六０年）。小南海石窟发现于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公元一九八三年至公元一九八四年，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进行调查工作，公元一九八八年刊布调查报告。该石窟包括三组小窟，均为方形覆斗顶窟形，以中窟为主窟。据《经记》，知小南海石窟系北齐文宣帝高洋天保元年（公元五五O年）由灵山寺僧方法师等人创凿，至天保六年（公元五五五年）由「国师大德」僧稠重莹修成。干明元年，僧稠卒，其弟子方法师等为纪念先师，依其观法，刻经为记。可知该窟系北齐名僧僧稠的纪念窟。中窟窟门右侧刻《华严经偈赞》和《大般涅盘经．圣行品》各一部，均为隶书。中窟三尊主佛分别是卢舍那佛（北壁）、弥勒佛（东壁）和阿弥陀佛（西壁）。北壁下部线刻题名「比丘僧稠供养」像，立姿，身着圆领宽袖袈裟，足穿圆口僧鞋，手托莲花作供养礼佛状，神情虔敬。这是国内仅存的僧稠供养像。
　　上述有关稠禅师的种种文物，不惟为国内首见，而且为研究中国北朝佛教史，增添了新证。历来治中国南北朝佛教史学者，多言中国南北佛教学风旨趣不同；南方偏尚玄风义理，上承魏晋以来之传统；北方重视宗教行为，下接隋唐以来之宗派。按照这一传统观点，当时南朝为义学渊泉，教徒弘阐佛法，多名僧佛寺；北朝则偏重禅道行业，教徒潜心禅修，多凿窟造像之举。这一看法，由于小南海等石窟的存在和僧稠等高僧遗迹的发现，可以得到部分的修正。北朝义学之发达，由于碑传、史乘的互补，又得有力的左证。
　　北朝佛学自北魏孝文帝以后，义学渐兴，《法华》、《维摩》、《涅盘》诸经流行，其内容见于云岗、龙门、巩县诸石窟造像题材。至北魏晚期，已形成禅、理并重的局面，洛阳佛理研习之风终北魏之世不衰。东魏、北齐迁都邺城（今河北临漳县）凡三十四年，邺都更成为中原北方的佛教中心。据统计，都下大寺略计四千，所住僧尼近八万。就寺僧数量而言，已超过当时的南朝。在佛教的空前发展中，这里已取代洛阳的地位，名僧云集，讲席如林，传承有序。一代中外名僧如菩提流支，勒拿摩提、佛陀扇多、那连提黎耶舍、慧光、道宠、法上、道凭、僧稠、灵裕等，他们或传译三藏，或亲预讲席，或疏注研讨，蔚为风气。《涅盘》、《地论》、《华严》和《四分律》诸学弘传一时。少林寺跋陀一系的禅法，也于此时弥漫北上。在对多种经论的对比、研习和传授过程中，佛学流派逐渐形成，为其后唐代佛教宗派的确立在理论体系上作了必要的准备。唐代佛教的重要宗派，如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律宗等，大都导源于中原北方地区，并非偶然。
　　在北朝译经活动中，菩提流支是译经最多的一个，共译佛经三十九部、一二七卷。他还是印度无着、世亲一系唯识法相学（瑜伽行派）典籍的早期译人之一，特别是他译的《十地经论》，在当时曾产生过重大影响，在北方开创了《地论》学派，并以邺都为中心，而有相州南（勒拿摩提）、北（菩提流支）道之分，地论师一时成为重要学人。北齐地论学大师，首推慧光。慧光宗相州南道，弟子众多，以法上、道凭为上首。道凭曾开凿安阳灵泉寺大留圣石窟。道凭弟子灵裕则开创安阳灵泉寺大住圣窟。可见与安阳石窟关系最密切的是慧光一系的相州南道。而少林寺主跋陀的大弟子中，唯慧光、僧稠号称得道，并尊「二贤」。
　　僧稠（公元四八0——五六O年） ，据道宣《续高僧传》卷十六〈齐邺西龙山云门寺释僧稠传〉记载，俗姓孙，原籍河北昌黎人。因对儒家经史典籍有深厚造诣，被朝廷委以「太常博士」 ，经常升席讲解，声誉很高。这说明北朝佛学和经学都十分发达，许多名僧具有精博的经学根底，援儒入佛。因而，北齐儒风极盛之区，常为义学流行之域，这是与南朝不同之处，也是北朝义学兴盛的基础所在。僧稠学佛，初从道房受行止观。道房为跋陀高足，授僧稠禅法，就是依据《大般涅盘经．圣行品》的「四念处」观法。该品中提倡的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的「四念处」观，是僧稠修禅的基本方法。小南海石窟中刻〈圣行品〉，足证此说。石窟中还刻《华严经偈赞》，这是因为，僧稠是地论学相州南派道房弟子，而当时的地论师多兼习《华严经》。此经亦为北朝帝王爱重，北齐文宣帝高洋曾亲手抄写《华严经》大部，达十五卷，并首设「华严斋会」，作书记法会之盛，名《华严斋记》。这一斋会崇奉的主佛是卢舍那佛，是故小南海石窟中主佛亦凿卢舍那等三佛。北齐地论学盛行，至唐代，地论遂归宗于华严宗。
　　僧稠在深得禅法奥秘后，便赴嵩山少林寺，向祖师跋陀三藏面呈修禅体验，大受跋陀赞赏，称他为「自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以东，禅学之最」，并再授禅法深要之旨。僧稠早年以儒学著称，得跋陀亲授后，更是闻名遐迩。唐道宣评价僧稠和达摩禅法，认为僧稠禅法显明易于推广，达摩禅法幽深难以达到，因而「高齐河北，独盛僧稠」，可见其影响之深。这从僧稠在北朝地位之高，所受礼敬之重，可以得到证实。北魏时，他先后受到孝明、孝武二帝礼遇。孝明帝三次召请而辞谢，乃送布施于僧稠所居山上。孝帝再次召请仍不出山，就为僧稠建造禅堂，率徒修行。北齐以后，很快又受到文宣帝召请，帝亲出城郊迎请。僧稠至宫中为文宣帝讲说「四念处」禅法，「帝闻之，毛竖汗流，即受禅道」。从此，僧稠为帝讲道，受到殷重的礼敬，并为文宣帝亲授「菩萨戒」法。天保三年（公元五五二年），文宣帝下令于邺城西南八十里龙山之阳（南），为僧稠建造云门寺，「兼为石窟大寺主」。僧稠以干明元年卒于云门寺，享年八十一岁。故《经记》中称作「云门帝寺」。
　　僧稠两任云门寺主，徒众近千，朝廷供奉殷厚，充诸山谷。文宣帝还敕令国内诸州，「别置禅肆」。文宣帝「因曰：今以国储分为三份，谓供国（国家使用）、自用（皇帝使用）及以三宝（佛、法、僧谓之三宝）。」将国家储备的三分之一用于佛教，确不多见。值得注意的是僧稠禅法与石窟寺的密切关系。北齐名僧大多开凿石窟，僧稠亦多居「禅堂」和「禅肆」，可知「四念处」的禅观多在石窟中进行。河北武安县定晋禅院即僧稠师寺，相传为僧稠挂衣得道处。
　　据五代天成五年（公元九二九年）〈后唐重修定晋禅院千佛邑碑〉，该寺原设「禅堂、石室」、「坐禅棚」多间，还有阿弥陀佛、圣僧等造像及「道具」等，皆为禅修所必备。北齐僧人于石窟中坐禅的记载很多。金正隆年间（公元一一五六——一六一年）〈常乐寺碑〉记高洋于鼓山腹见数百圣僧行道（修禅），遂开三石室（即今响堂山石窟）。
　　《续高僧传．齐邺下大庄严寺释圆通传》记，武平五年（公元五七四年）邺都庄严寺、定国寺、兴圣寺、总持寺僧一百余名，于鼓山石窟寺（即响堂山石窟）坐禅。同卷〈齐相州鼓山释道丰传〉中，亦记有众僧于石窟中坐禅。凿石窟正是为僧徒修持「戒、定、慧」三学之用。小南海石窟是僧稠纪念窟，同时亦应为僧稠及其弟子禅窟。
译文
　　北齐天保元年，灵山寺僧人方法师和已故云阳公子林等，率领当地的佛教信徒，开凿了这处山岩上的石窟，用以雕镂佛像。到天保六年中叶，北齐国师——德业高操的僧稠禅师，再对石窟造像进行最后的加工，迨石窟工程最终完成。雕成的佛像，完全符合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要求标准，庄严优美。大功告竣，正当要刻碑记其盛事之际，僧稠禅师却不幸于干明元年仙逝在云门帝寺。方法师等——众弟子，仰慕遵行已故恩师的德行，依据其「四念处」禅法，凿刻这段文字及有关佛经，以求传之不朽。
原典
方法师镂石板经记①
　　大齐天保元年，灵』山寺僧方法师，故』云阳公子林等，率』诸邑人，刊此岩窟，』髣像真容②。至六年』中，国师大德稠禅』师重莹修成，相好③』斯备。方欲刊记金』言，光流末季④，但运感』将移，暨干明元』年岁次庚辰，于云』门帝寺⑤奄从迁化⑥。』众等仰惟先师，依』准观法⑦，遂镂石班』经⑧，传之不朽。
注释
　　①以下引文见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以《河南安阳灵泉寺石窟及小南海石窟》，《文物》，一九八八年第四期。引文中每行间隔，用“』”符号表示，以存原刻面目。下同。
　　②真容：雕塑或图画佛菩萨等，及祖师、先德的肖像，称作真容或影像。
　　③相好：指佛的身体所具有的容貌和形相。其显著易见的特征有三十二种「相」（大人相），微细难见的特征有八十种「好」（随形好），二者合称「相好」。
　　④末季：即末法。末法思想是中国此朝流行佛教信仰的产物，尤以此齐时期最盛。其说将释迦去世后的佛教时代分为正法（一般说五百年）、像法（一千年）和末法（一万年）三个阶段，末法即佛法废灭时期，进入五浊恶世。此齐天统二年（公元五六六年），那连提黎耶舍译出《大方等大集经．月藏分》，其〈分布阎浮提品〉和〈法灭尽品〉更提出正法五百年、像法一千年，佛入灭后一千五百年进入末法时期之说。在这种末法的危机意识下，刻经开窟以备法灭之举更为流行。
　　⑤云门帝寺：据《续高僧传》卷十六〈齐邺西龙山云门寺释僧稠传〉记载，天保三年（公元五五二年），文宣帝下敕，于邺都西南八十里龙山之肠，为僧稠建造云门寺以居之，兼为石窟大寺主。僧稠住持的云门寺在当时地位极高，《经记》中称为「云门帝寺」，可见一班。
　　⑥迁化：意谓人迁移化灭，这里指高僧去世。
　　⑦据〈僧稠传〉记载：「既授禅法……当依涅盘圣行四念处法」，即指《涅盘经．圣行品》中的「四念处」法，故「仰惟先师，依准观法」，即指僧稠修禅的「四念处」观法。
　　⑧石班经：小南海中窟门右刻经二部：《大般涅盘经．圣行品》和《华严经偈赞》。前一经为「四念处」观法所依经典，后一经为当时地论师所常习之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