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并不特意标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从很多案例得知，禅门参学时出现的正反，横竖等话头可以上溯到大乘空宗，印度新吠擅多派研究的辨证法。在中国文化里，庄子、老子、墨子等等，各家原创思想更有二元互补辩证的源头。无论是老子《道德经》，黄石公《素书》（张商英作注）、《庄子》内、外篇中的文章结构句法，原作者都能适度排遣两端论的缺点，建立他们的观念。今天披阅不免感到生涩，但是比较研究印度宗教哲学以及中国诸子百家盛行时之二千年前文化，应知这等思想正是那些年代的时髦产品。尤其中国春秋战国那般策士，纵横学者辩士，无不是个中能手。因此，参学禅门佛法不能数典忘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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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庄子·外篇·胠箧》）这句名言就可以用来比对禅头参学，因为庄子正是说反面话。当然，任何人也可以根据个人的认积压解释为反智论、反礼法、无为说、无情说等等。但亦仅限于后来人的诠释，究竟“第一义”如何，却必须原创作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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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从其他学术观点对“圣人”与“大盗”的评价，根本不能将这两个不同类属的概念联合起来。因为圣贤才智平庸愚劣与盗匪是建立在一般认识的道德规范上；但是庄子对“圣人”的看迥异乎子子。《庄子》内外篇几乎都在讨论圣人问题，庄子与孔子那些年代竟然出现如此差别的看法，证明文字本身不能充分适当传达原创思想的含义。亦因此，所谓佛说“第一义”的真正意义，就必须正本清源，向原来根源追踪，这样，才能勉强让后来参学者找到一枝半叶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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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研究绝对不能定于一尊。宗教思想同样，都是要靠信仰者本身的自由心证可宗教理念，一旦建立了某些共识，便是宗派分支的形成。根本问题不在一而在多，能够达成共识或如康德说的“妥洽”（adeguacy）见解，就可以肯定某些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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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共识的基础判断如何成立，则牵涉到更为广泛的知识哲学，亦只有一笔掠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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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禅门修为法可以近代学者提出的“超越反省法”说明：这种方法超越世俗见闻觉知，而是提倡一种超越传统逻辑的新的思维。正如前文所叙，依据传统逻辑再如何亦难以体会“上帝死了”；或者从传统思维方式绝想像圣人与大盗关系之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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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这种困扰迷思，其实是个人思维被桎梏在某种枷锁有以致之，用现代流行话说，就是无法突破思想瓶颈，导致自由意志被活活遏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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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学者禅宗功课与初次接触尼采哲学一般会使人莫衷一是。平日阅读佛经虽然不免有难以完全理会之处，但是仍能渐次接受。至于禅宗话头却是千牵百怪。不按牌理出牌。事实正说如此，禅宗功课如若仍然照本宣科就不是禅了。《金刚经》不同于《涅槃经》问题不在宗乘之别，而在推理思维方法有异。很早以前的曹洞宗安丕禅师与今天参禅同道都曾有相似近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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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经解义，三世佛冤；离经一字，即同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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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祖慧能《坛经》记载的说载中，几首一半以上这就些认知以及思考方法向他的门下作同异之辨，可知思想体系中义、理、法三者之间不能稍有漏。但是由于文化发展都从粗糙进入精致，所以，佛祖再如何体大思精，他们遗留下的经律论著（包括行传记载）全然不似今日传记文学可以录音逐句印证。前人历史后人写，即使宗教哲学也难回避免历史铁则。幸运乖舛不多，不幸者饱榜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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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济宗日益禅师与弟子有段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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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一切含灵，具有佛性，即有佛性，为何却撞入驴马腹？”师曰：“知而故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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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子、孔子、尼采等大思想家所说的“圣人”、“大盗”、“上帝死了”等等，无不是“知而故犯”。浅白言之，他们都在玩文字游戏，无不早已预设圣人或大盗的正反观念；上帝或人类的凡圣标准。这段话头中弟子明知人与驴马都有灵性。却要引用世俗逻辑请老师解惑，当然是卖弄小聪明。老师这句“知而故犯”说得很重，一则揭露弟子动机不良；一则警告弟子：若不善用知识或知道的太杂，可能堕入畜生道做驴做马也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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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若是分歧错杂，就不是佛性或灵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