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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失的修行森林—森林回忆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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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卡玛拉·… 文章来源：佛教天地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5-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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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蒙昙一九六二年入狱，直到一九六六年才出狱，他回忆道：那时很容易就会被指控为共产党员，连最细微的「证据」都可以拿出来定罪。以实例来说吧！我来自东北方，那个区域有九成是贫穷的农民，显然就是传说中煽动者的温床，因此我在一九六二年入狱，在狱中长达五年之久。阿姜皮蒙昙被认为是共产党的支持者而遭逮捕的另一原因，是他藉由禅修教育的推广，而致力于现代宗教改革，如他自己所说：我渐渐体悟虽然泰国佛教的形式、仪式与理论都井然有序，但实修却不如此。我与有很坚定实修与实证传承的缅甸僧侣接触，使我明白泰国的情势需要改革。唯有理论与实修结合，才有可能证得阿罗汉果。阿姜皮蒙昙同时与法宗派与大宗派地位崇高的僧侣对立，他们反对他宗教改革的尝试，最后还共谋除去他 (5)。在全国经济发展的时代，将禅修视为进步的阻碍，认为禅修的普及是具破坏性的！就如阿姜皮蒙昙所提及的：沙立将军是位独裁者，和与身为僧侣的我无法沟通，他说如果每个人都闭起眼睛来禅修，那就没有人留意共产党了！ 〔云游僧安住于森林寺院〕 在这种政治气氛中，云游僧要继续过头陀生活是愈来愈不安全了，阿姜曼的第一代弟子一定警觉到云游的危险性，因为他们很多人开始安住在一个地方，或建立起自己永久的森林寺院。在「森林遭入侵期」的前夕（一九五七年），五十九岁的阿姜范，开始定居于沙功那空省帕那尼空县（Phanna Nikhom）的康穴隐居所（Kham Cave Hermitage），后来称为帕森康寺（Wat Pa Tham Kham），他在那里停留了六年。同时在一九五七年，四十八岁的阿姜拉，定居于麦克打汗省的召卡小山丘隐居所（Jau Kau Hill Hermitage，即普召卡山寺（Wat Phu Jau Kau））。两年后，四十岁的阿姜查，在乌汶省他出生村落旁的巴蓬（Phong Pond）森林里，创立了森林寺。阿姜夸（Khaw）在乌隆省建立中日鼓穴隐居所（Midday Drum Cave Hermitage）。而一九六二年，七十二岁的阿姜汶，住进清迈省湄庞山（Maipang Mountain）的寺院。一九六五年，六十二岁的阿姜帖，定居于龙盖省的巨岩隐居所（Huge Rock Hermitage，后来成为希玛蓬寺（Wat Hinmakpeng）），并且在两年后开始建造寺院。阿姜李在位于曼谷南方二十五公里的巴南省，建立了教导禅修的阿梭卡蓝寺（Wat Asokaram），于三年后的一九六一年逝世。尽管渐增的压力让他们留居，一些阿姜曼最年轻一代的弟子，仍希望能保持原状，四处云游，但是被怀疑为叛党的危险最终还是令他们屈服了。阿姜撰与阿姜宛的回忆及其它僧侣的故事，说明这几年政治、社会与环境变迁所造成的影响。 〔嫌疑犯：阿姜撰〕 东北的第一条道路于一九六○年开始建造，经济与环境于是开始迅速变化。碎石路连结泰国中部沙拉武里省到柯叻省，再到在东北中央的孔敬省，一直到东北上方的乌隆省，但东北大部分的省分还是孤立的。在一九六一年，百分之四十二的东北方仍然是一片茂密的森林。一九五八年，阿姜撰出发去寻找适合隐居禅修的洞穴，从龙盖省乡下小镇出发，他乘船顺湄公河而下，到了边康县（Beung Kan），然后步行至新黑土塘（Ban Naung Dindam）的小村庄，请村民指引他到蓬披赛县（Phon Phisai）稠密的粉红森林。在他选择好禅修的地点后，村民们为他搭建了一个可以坐卧的平台，他们告诉阿姜撰，五里外最近的一个村落里，有两户卡慕族（Khamu）的人家，然后他们就回去自己的村庄。阿姜撰过了四天没有食物的日子后，他决定走到卡慕族村，如他所预料的，卡慕族村民并不知道供养僧侣的习俗，阿姜撰教导他们，之后他们便定期供养。阿姜撰发现森林独居有助于他的禅修，因此他停留于珍树穴（Jan Tree Cave），次年，一位年老的八戒女（mae chi）、一位男性净人与沙弥，来此与阿姜撰共度雨安居。由于卡慕族村民没有能力负担四人的饮食，阿姜撰决定靠水和野菜过日子。不久，一位头陀僧愿意在结夏安居期受饥饿之苦的消息，流传到附近的村落，接着便有很多人来到森林探访他。当时还没有路，所以他们花了许多天才能走到洞穴，虽然看到这洞穴是那么偏僻，但他们还是决定每周带食物，来供养阿姜撰与他的弟子们。雨季结束时，三个弟子都回到他们自己出生的村落。阿姜撰在粉红森林一直住到一九六二年，正当他在各个村庄中愈来愈受欢迎时，很多政府官员，以及阿姜撰所谓的「负面」官员与僧侣，开始散布他是共产党领袖的谣言。一九六二年的某一天，阿姜撰从他的居穴步行到龙盖省边康县的公牛山（Ox Mountain）时，被边境巡逻警察所追捕，阿姜撰怀疑他们持有格杀他的命令。还好阿姜撰对地势非常熟悉，可以走得很快，最后终于摆脱警察的追捕。后来在他搬到夸帖山（Kratae Mountain，在同一个地区），四位边境巡逻员前来「拜访」，并告诉阿姜撰他们奉命调查他是否为共产党领袖。以下这段是阿姜撰与巡逻员间的对话，可以看出头陀僧运用其智能而获救。阿姜撰问调查他是否有职业共产党员倾向的警察：「共产党员是什么样子？」警察回答：「共产党员是没有信仰、苦难，也没有富贵的人，只有共同的财产而没有私产，人人平等。」「他们穿什么样的衣服？吃什么？有没有妻小？」僧侣继续发问。「有啊，他们有家庭，吃的是普通食物，穿的是与村民一样的衬衫和长裤。」「他们一天吃几餐？」阿姜撰问。「一天三餐。」「他们削发吗？」「不！」「所以啊！」阿姜撰总结地说：「如果共产党员有妻小、着衬衫长裤、一天三餐、不削发而且还带着武器—那么我，一个没有妻小、一天一餐、削发、穿著袈裟，而且没有携带任何武器的人，怎么可能是个共产党员呢？」虽然他安然无恙，其它森林僧可就没有那么幸运，阿姜撰告诉我们，曾与他共度几个雨安居的头陀僧阿姜品（Peng）的事。阿姜品在一九六四年到小狮山（Phu Sing Noi）森林里禅修时，相当好乐独居，因此在那里待了两年。当时有谣言说一群叛乱份子占据了大狮山（Phu Sing Yai），由于小狮山与大狮山同属一个山脉，军人以僧侣可能身处危险之由，要求阿姜品到别处结夏安居，因此他与阿姜撰就到公牛山的礼拜洞（Tham Bucha）一起安居。阿姜品离开小狮山不到一个星期，军人去检查他的隐居所，并放把火烧了，以防叛乱份子去利用它。村民告诉阿姜撰：他们烧了每一个茅篷，连土瓶都尽数毁去；所有寺院旁的果树—包括芒果、龙眼、莱姆、椰子—都被烧掉了，甚至净人与村民种植得很好的香蕉和木瓜都不能幸免，而红番椒、茄子与柠檬草等蔬菜也被连根拔起；井被毁坏，填入泥土，整个茅篷没有东西留下来。因为僧侣们匆忙离去，所以并没有带走日常所需的物品，替换的袈裟、课诵本、佛书与佛像全付之一炬。在听了这些之后，阿姜撰表示任何毁了隐居所的人都累积了恶报。一九六二年，阿姜撰离开粉红森林不久，和一些弟子在龙盖省的公牛山建立森林隐居所，僧侣们建造自己的茅篷、厨房与用来进食的凉棚，由于这个区域很独立而且安静，只有认真的比丘与沙弥会来到此隐居所，他们安定地居住与禅修了几年。但是这个区域渐不安全，一九六六年就有六个炸弹投进这座山里，一颗炸弹爆炸，其余五颗未爆弹，则在他们的居穴与通常进食的凉棚附近找到，阿姜撰请当地居民通知村长，村长去通知政府官员，政府官员再通知乌隆省的美军。最后美军坐直升机来引爆了炸弹，阿姜撰听说，美军机员前来投掷突袭北越时未用完的炸弹是种常态练习，他们在回程时把炸弹丢到下面的丛林中，只是单纯地认定下面的土地—公牛山是座无人居住的处所。阿姜撰不知道为什么这五颗炸弹在撞击地面时没有爆炸，但他相信这可能是三宝的力量在保护着僧侣。虽然有人警告阿姜撰那个区域不再安全，并劝他和弟子们最好到别的地方结夏安居，但他们仍停留到一九六八年初，一直到龙盖省的僧伽省长请他们离开。阿姜撰因而了解世界已彻底改变了，从此于森林中云游不再安全 (6)，遭到射击与被指控为共产党员的危险，迫使阿姜撰另找一个安全的地点，隔年，他在龙盖省边康县西南方三十五公里的投克山（Phu Thauk），建立一个隐居所。同年九月，政府正式公告在三十五省中一些特定的「共产党横行区」，而投克山即在名单之中。(7)当地的居民在听说阿姜撰要在山中建立隐居所时，纷纷搬到附近的康垦田村（Ban Na Khamkaen）定居，到一九六八年为止，这个社区已增至十户人家，同时有两个村庄同在这个区域形成，其中一个只有一公里远。愈来愈多加拉信、孔敬、黎逸、乌汶、乌隆与沙功那空等省的村民移入这个区域，到一九八○年为止，已增加到超过两百户人家了。另一位僧侣图伊?姜塔卡洛（Thui Janthakaro）在一九六九年到达，他就像阿姜撰一样，也是被怀疑支持共产党。在一九七○年代，粉红森林或「粉红区域」（khet sichomphu）被归类为可能是共产党的大本营。 〔嫌疑犯：阿姜宛〕 另一位阿姜曼弟子也在寻找一个长住的居所，如此他与弟子们才得以安住。阿姜宛与他的弟子于一九六一年雨季在沙功那空省诵道县（Songdao）普潘山脉（Phu Phan）的铁山（Phu Lek）一处孤立的洞穴中结夏安居，这个洞穴与最近的村庄相距十至十二公里。当地居民口中阿姜宛的隐居所山寺（Wat Doi），离位于同一个山脉的萨汪达汀县（Sawang Daendin）阿姜范的康穴隐居所不远。诵道县、萨汪达汀县与瓦侬尼瓦县（Wanon Niwat），很快就成为整个东北方政治敏感、叛党掌控的区域，同时，如人所料地，政府在这里发动很多镇压行动。举例来说，一九六一年雨季前几个月，前萨汪达汀县议员，同时身兼家乡数间学校的校长—库恩仓达旺（Khraung Chandawong）遭逮捕，并在县警察局前处死后，他的遗孀与三个小孩都加入共产党。同年，泰国共产党宣称，将以武力革命对抗沙立独裁政权 ，于是他们在丛林中以武力对抗政府军队。在此期间的一九六六年五月五日，研究马克斯主义的历史学家吉普米萨（Jit Phumisak），在沙功那空省普潘一带中枪身亡。由于这种暴行，阿姜宛与同行僧侣们决定安住下来，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七四年的每一个结夏安居，他们都在洞穴隐居所中度过。他们刚抵达时，并没有任何道路，比丘与沙弥要走十至十二公里，才能到村子里为村民进行佛教仪式，为了让村民更方便，也为了让僧侣便于旅行，阿姜宛与弟子们筑了一条七公里长的路，连接他们的寺到那隆—坎比路（Naungluang-Kambit，不久前才由政府铺设的）。自此，愈来愈多村民来听阿姜宛的开示。从一九六四年开始，地方政府怀疑阿姜宛是共产党支持者，利用森林道场对丛林叛军进行补给，同时一些共产党员也怀疑阿姜宛是政府间谍。森林云游僧之所以遭到双方的怀疑，是因为他们建立起广泛的人际关系。如汤比亚（Tambiah）所指出的，这样的人际关系能同时帮助反政府游击队的活动，及亲政府的反破坏计划。一个僧侣可以轻易地秘密组织起来，或四散到乡间来收集情报或动员佃农—至少在游击队与政府官员的想象中是如此认为。像阿姜宛与阿姜撰，这种住在森林深处或孤立洞穴的头陀僧，是因为与叛乱份子居于同一个区域，而被当成嫌疑犯。例如库恩仓达旺在萨汪达汀县的铁山森林、瓦侬尼瓦县的伊邦森林（Ibang，两者都在沙功那空省）、龙盖省蓬披赛县的粉红森林，发现法统组织（Dhamma Unity Organization）用来做武器训练的几个重要场所，这些在普潘山的洞穴是很多头陀僧曾住过的，正好与泰国共产党势力中心位于同一山脉。例如法统组织的成员，就在普潘山脉步行即可到达的大洞穴中，储存了很多武器。阿姜曼与弟子在另一地区—那空拍侬省那凯县（Na Kae）的山区，找到一个不管对人或独居皆适合禅修的场所。就在这里，政府军与共产党叛军于一九六五年八月，首次发生武装冲突。头陀僧成为嫌疑犯的另一个原因是，许多共产党员与云游僧皆来自于同一个出生地，或来自于头陀僧的隐居处，例如阿姜宛的出生地空掌村，正是地方官员名单上的叛乱村。村民通常不信任政府官员，因为不论是公务员、警察或军人，都以轻蔑的态度对待村民，并剥削他们。相反地，像阿姜撰与阿姜宛这类的头陀僧，却是由衷地想帮助居民并改善他们生活的人。也正因为他们受到地方人士的欢迎，所以被指控为共产党的支持者。阿姜宛与他的弟子们曾经遭到炮击，一九七○年五月十五日，阿姜宛与七位弟子到附近村落的婚礼晚宴上，进行一场宗教仪式及开示，当他们准备回隐居所时，天色已晚，他们沿路步行经过一片稻田，在离村子几百公尺处，一些军人开始用 M-16 步枪对着他们射击，僧侣们继续前行一直到隐居所。不久军人来向阿姜宛道歉，然后就不再打扰他们了。在一九七○年代初期，泰国皇室开始在东北地区寻找法宗派的森林僧，皇室夫妇在一九七二年首度拜访阿姜范，并在一九七五年到阿姜宛的洞穴隐居所拜访他。一九七五年共产党在中南半岛获得胜战，柬埔寨与南越政府瓦解，而寮国党为了巩固其在寮国的势力，废除六百年的寮国君主政治。隔年阿姜宛受颁「洛恰喀那大师」头衔，但他拒绝接受，并表示森林僧侣拥有高阶僧侣的头衔是不适合的，但是他的请愿并未受到理会，国王于一九七七年还是授予他「乌东萨汪威素」（Udomsangwonwisut）的头衔。 〔其它嫌疑犯〕 而在曼谷支持教导禅修的大宗派长老阿姜皮蒙昙虽入了狱，但周遭许多具地方传统的僧侣仍继续教导禅修，并拥有广大的信众，因此他们也陷入了险境。没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僧侣在那段期间遇害，以下是两位在经历猜疑年代后仍存活的僧侣。天?吉塔苏婆（Thian Jittasupho）是位具寮国传统的禅修僧，一九六○年代初期在鲁亚省清康县（Chiang Khan）的两座当地寺院建立毘婆舍那禅修中心，并在寮国建立一座禅修道场 (8)。天?吉塔苏婆以他有关正念的教法闻名，他教导「觉知是功德的根本」，增长觉知胜于提供戒坛的建筑经费，他的教法与其它禅师一致。另一个相似的理论出现在阿姜查的开示中：对大部分的僧侣来说，佛教是许多的研究，而无真正的修行，每个地方感兴趣的是砍伐森林来建新寺院，却不增长心灵。在早期时，事情正好相反，禅修老师居住在自然的环境之中，且从未试图去建造任何东西，而今供养寺院建筑物，却是大多数在家人最感兴趣的宗教活动。这种教导与现代佛教发展的主流信仰背道而驰，后者认为提供资金建造寺院的功德，等同于自已宗教精神的提升。到了一九五○年代中期，这种积功德的观念，深植于都市奉行现代佛教的信众与僧侣中，很多军人与政客藉由捐献大笔的经费，以作为建造金碧辉煌寺院的资金，藉此宣示他们权力的合法化 (9)。负责行政事务的僧侣因而获得晋升，因为在宗教阶级组织中晋升的主要标准，就是基于候选人促进寺院建造的记录。毫无疑问地，天?吉塔苏婆这样的批评激起了一些听众的怀疑，他将听众分为三类：理解佛法并支持他的；反对他的教导并希望他垮台的；保持中立而不起反应的。就是第二类的人控诉天?吉塔苏婆是共产党，他们怀疑他接受共产党的钱，来发表反泰国「传统」习俗的言论。天?吉塔苏婆不是唯一受到监视的人，政府官员坐着直升机来询问村民有关他的活动，幸而大宗派鲁亚省僧伽省长与清康县僧伽县长，都很支持天?吉塔苏婆，并为他辩护。另一位情况相似的禅僧是姜年（Jamnian）(10)，信众在一九六七至一九六八年间，要求姜年在南方的素叻他尼省纳桑县（Nasan）苏空塔瓦寺（Wat Sukonthawat）教导禅修。南方的森林与山区，一如东北方的森林山区一样，长期以来是政府军与叛军之间暴力冲突的焦点地区，村民经历极艰困的生活，因为他们的村落正好位于充满冲突的领域。当姜年开始在寺院中教导禅修时，有人劝他最好离开，否则就得冒着被射杀的危险。他拒绝了，最后竟还能在镇上教导士兵佛法，而且，后来也在山中教导叛军。因此两边都表示要「保护」他的寺院，以防御另一边，他对两边的答复都是：与佛法和谐共处，就是他所需要的保护。不用说，阿姜撰、阿姜宛、图伊、天?吉塔苏婆与姜年，都不是唯一受到政府或反对者严密监视的僧侣，许多在东北方或在别处帮助地方居民的僧侣，都被视为叛乱份子或共产党的支持者。 〔真正的共产党〕 自从泰国转变成一个现代国家后，在这个不稳定的时代里，曼谷政府将两类僧侣—云游僧与从事劳动的村落僧视为目标。值此世纪交替之际，曼谷当局企图以中央集权来管理各种佛教传统的僧侣，他们称头陀僧为流浪汉，宣判劳动僧违背戒律。曼谷当局就是无法了解，为什么僧侣喜欢住在森林或偏远的村庄，这些僧侣的目标—实践苦修，并尽可能帮助村民，在曼谷菁英的眼中是毫无价值的。在越战与一九六○至一九七○年代—歇斯底里的反共情结时期，住在森林的头陀僧与像村民一般工作的村落僧，被视为叛乱份子或共产党的支持者。为了评断这样的说法，让我们参考一九六○年代的历史记载，以及森林僧面对控诉的反应。禅修流行于一九五○年代，因政府政策而式微。国家经济方案一度在一九六○年代进行，禅修僧的声望在都市菁英眼中降到新低，随着阿姜皮蒙昙受到共产主义的指控及入狱，禅修不再得到高阶僧侣的支持。那段期间，那些在玛哈太寺接受毘婆舍那禅修训练的人，都遭受着痛苦，对很多僧侣、八戒女与皈依信众来说，他们的老师阿姜皮蒙昙所努力的一切，现在似乎都付之一炬了。国家经济发展对云游于森林的僧侣来说，事实上并非是最重要的，他们对时间与变迁的观点并非都市菁英所能了解。政府领导人与僧伽官员们，是以物质的成就来冲量时间，因此无法容忍云游与禅修的想法，他们觉得头陀僧浪费时间在做没有助益的事。阿姜查的说明正象征了一九六○年代都市菁英对禅修僧的看法：住在这个世间并禅修，你在别人眼中就好象从未被敲过的锣一样，不曾作响。他们会认为你没有用、疯狂、失败，但实际上，事实正好相反。一个由僧伽行政长发表的讽刺言论，正反应了政府的态度：「如果所有的僧侣都坐着闭上眼，那么佛教就无法生存了。」阿姜撰注意到政府官员的观点：「如他们所看到的，森林僧只是阖眼坐着，什么事也没做，他们认为森林僧是国家发展与宗教进步的障碍。」但就头陀僧的观点来看，他们才是眼睛睁开的人，而且他们才是真正肩负僧侣责任的人。就如阿姜曼这样的禅修老师，总是要策励弟子们在一切事中保持正念，以避开人类真正的敌人—烦恼。为了响应僧伽官员对头陀传统的歧见，维利阳（Wiriyang）说，没有禅修的定居僧侣「只是看守宗教的守卫」。阿姜查认为这些人（包括僧侣）将禅修视为浪费时间只是世俗的想法，他们甚至认为头陀僧需要去谋生：世间就是如此，如果你尝试过简单、修习佛法且平静的生活，他们会说你怪诞、反社会、妨碍社会进步，他们甚至会威胁你。最后你可能会开始相信他们，并且回到世俗的方式，愈陷愈深，直到无法摆脱……，这便是社会的趋势，并不珍惜佛法的价值。阿姜李说明弘法不仅靠言语（教导解说佛法），也靠实践（以自己的行为成为他人的典范），也可以藉由念头来沟通，透过神通来启发，并说服易于接纳的心，而不需要言语。许多头陀僧强调另一种无形的教诲—慈波罗密，一如阿姜李所指出的，一位阖眼静坐的僧侣，可以达到超乎一般人所能想象的成就：当善在我们的内心生起时，即使阖眼静坐，完全不动，我们也能为其它人的福祉尽一份力。但无知的人自然会去相信这类的人只是为了保护自己，他们从未反观自我的内心深处。过去的禅师因此以雷雨来作比拟，有些人可以教导别人但自己没有内在的善，这样的人称为雷声大却没有雨水，他们能让别人感到敬畏，但无法带给人清凉的感觉。而有些人倒像没有雷声的雨水，他们很少说话，但散发善的念头，为他人做功德，他们的内在充满着善，即使当时只是静静地坐着，也可以与他人分享善，并开发他人内心的信念。那些在如此影响下，而寻获宁静与祥和的人，回过头来将会得到最崇高的敬意。阿姜帖同时指出反对头陀僧的歧见，他在一九六三年普吉省的一场开示中指出，毁灭宗教的人即是：那些鼓励恶人出家的人、在僧侣中引起冲突与不和的人、鼓励得众望的僧侣做恶行的人，以及鼓励政府官员贪污的人。真正的「共产党」（也就是破坏社会要素的人），是那些从事造成信众失去宗教信仰活动的人：所谓破坏宗教的共产党是无法掌握佛教教义，因而行为与佛法背道而驰的佛教徒，而非中国人、俄国人，更非回教徒。或是那些受了教育，虽然具有很多知识却依然顽固不灵的人，他们知而不行，反而屈从于自己的烦恼。阿姜撰同样也确信，宗教不是共产党被毁灭，而是被剥削别人的人所毁：不论性别，或住在城市、乡村，乃至森林，如果每个人都相互扶持，那就不会有叛党了，那么也就不必散播谣言或控诉他人了。对那些头陀禅师而言，禅修的基础是建立在转变个人的戒律上，他们在快速西化的泰国社会中，发现一些让人无法理解的现象—人们不再珍惜地方习俗与道德价值，同时佛法也不再生根于个人的内心。至少这是阿姜宛所描述一九七○年代的情况：在现今社会，人们倾向于嫉妒、贪婪、剥削、仇恨，他们无所不用其极地利用他人—偷窃、杀害、控诉别人没做过的事。每个人都想成为大师，而且每个人都只看到他人之短。虽然科技社会已进步了百分之百，道德却堕落了百分之二百，内心的平静却递减了百分之五十，不幸与不满的情况上扬了百分之一百五十。这是一段黑暗时期，是大灾难、大动乱、无知的年代。正直与诚恳不再受到敬重，没有人相信说实话的人，行善的人遭打压，谦虚的人被藐视为老古板，有道德的人被斥为进步的障碍，而思想、言语、行为不道德的人却受到现代社会的推崇，狡猾行贿且不认真工作的人得到晋升，勤勉诚实的人不仅得不到奖赏，当事情不顺遂时还常成为代罪羔羊。就像阿姜撰一样，阿姜宛也指出烦恼是真正的敌人，他在一九七九年逝世前六个月的开示中告诉听众，在现今世俗的社会里，有些人复仇心重，知道如何去杀害、剥削、勒索、压迫和控制他人—这样的人被当作天才而受到欢呼。但根据佛教教理，唯有能够杀死自己烦恼的人、克服贪婪并控制自己内心的人，才是聪明的人。最后，国王到位于普潘的中日鼓穴隐居所，探访八十七岁的阿姜夸。当他问这位老比丘，国家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时，阿姜夸的答复令期待他回答「叛乱份子」的旁观者惊讶，他的答案是「贪婪与贪污」。在很多头陀僧眼中，引起社会瓦解的真正原因是贫穷、不公、剥削、偏狭、独裁、贪污、仇恨与差别待遇。 【注释】(1) 阿萨帕（At Atsapha, 1903-1989）生于巴通县（Bamton，今孔敬省）的通村（Ton），一九一六年依地方传统在西詹寺（Wat Sijan）出家为沙弥，他的戒师亚库瑙（Ya Khu Nau）教导他读贝叶经。十六岁时他参加一个公立学校所举办的教师训练课程，通过了测验并成为苗安高县（Meuang Kao）克朗寺（Wat Clang）的小学老师。一九二○年，他十八岁时辞去教职，并到曼谷学习巴利文，于查那松克朗寺（Wat Chanasongkhram）待了约一年后搬到玛哈太寺，一九二三年在那儿受戒为僧侣，他的戒师亨?柯玛加利（Heng Khemajari，其头衔是 Thammatrailokajan，后来成为僧王）是玛哈太寺的住持。一九二九年，他通过了第八级的巴利文考试，六年后，他三十二岁时，被任命为犹地亚省苏宛达兰寺（Wat Suwandaram）的住持，而在一九四一年成为玛哈太寺住持。这些年里，他在一九四一年的「民主僧伽法」中被任命为僧伽内政部长，一年后接受「皮蒙昙」的头衔。一般人会以「阿姜皮蒙昙」来称呼阿萨帕。(2) 乌努（U Nu）在一九四七至一九五八年间担任缅甸首相，在所有教导毘婆舍那禅修的禅师中，最受尊崇的是马哈希禅师（Mahasi Sayadaw）与乌巴庆（U Ba Khin）。马哈希禅师在仰光主持塔他那耶塔（Thathana Yeiktha）禅修中心，成为缅甸其它许多禅修中心的模范。乌巴庆是一位在家的禅修老师，同时也是缅甸政府的审计部长。(3) 求度（Chodok, 1918-1988）生于孔敬省，父亲是寮族的农夫、木匠、铁匠兼民间大夫。求度出家为沙弥之后到曼谷学习巴利文，并在玛哈太寺受戒为僧侣。他在一九四三年至四九年间回到孔敬省，教授佛法与巴利文。当阿姜皮蒙昙成为住持后被召回玛哈太寺，此后他便在拉康寺（Wat Rakhang）素克禅师（Suk, Phawanaphiram Thera）的指导下学习毘婆舍那（观）。一九五一年，他通过最高级的巴利文课程考试—他是当年度唯一通过的一位，翌年，阿姜皮蒙昙将他送到马哈希禅师在仰光的禅修中心。从一九五三年初开始，玛哈太寺就有教导各类人士缅甸式的禅修训练，其它各省的大宗派僧侣，也来到这个寺院禅修，直到一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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