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林消逝期（一九八九年至今） 越战高峰时期（一九六四年以后），美国为泰国的军事费用与乡村发展注入大笔资金，曼谷于是可以扩张其对乡村的控制，但是这个美国支持的「乡村发展」，并没有从人们的需求出发，而是强使他们接受强化的军警结合力量与西化的教育系统。铺设道路、高速公路、电器化与扩建服务的结果，造成乡村地区农产的商业化。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带来了社会与经济的巨大混乱，以及环境的破坏，乡村居民受害最大。这个由国家领导的发展计划，带来「更大的贫富差距，还有乡村与都市居民收入的差距，包括森林、土地、水源与维生资源等的国家资源，都迅速恶化耗竭。地方居民的传统与生活，特别是少数民族，都在不知不觉间遭到破坏，甚至因此而崩溃，管理与运用资源的冲突大大增加。」特别是人口快速成长、都市化、密集的工业发展，与大规模水力发电水坝、高尔夫球场与休闲胜地的开发建造，严重影响了泰国环境 (1)。一九六一年时，东北地区的百分之四十二（即泰国的百分之五十一）是森林，到了一九八八年只剩百分之十四了（整个泰国的百分之十九），如今剩下的更少了。东北巨大的阔叶林区几近消失了，那原是云游僧居住与训练之所。森林边缘取而代之的是道路与高速公路，省道从一九六○年的一千一百一十八公里，到一九八九年的二万七千五百九十五公里，许多森林寺院不再被森林所环绕，而变成是房子、稻田与旷野 (2)。这个国家有史以来第一次面临对土地的巨大需求，村民不再可能移居至森林边缘外来开辟农场。在「森林消逝期」最后，阿姜曼的大部分弟子不是相继逝世，就是老迈生病，或是「习于定居的生活」了。自一九七○年代以来，法宗派森林僧变得如此受欢迎，以至于有社会菁英的支持者来保护围绕着寺院的野地。但现在仍有少数僧侣住在逐渐减少的森林中，他们大多不是法宗派的僧侣，同时也没有具有势力的支持者，这些森林僧比起当时阿姜曼那一代，或他弟子那一代的僧侣，要面对更多的竞争。森林最后的结束，始于泰国南部一场毁灭性的大洪水。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剥蚀丘陵区的大雨造成了大洪与山崩，淹没了许多南部的村庄，上百位居民因而丧生。这是曼谷政府第一次被迫面对森林无限制开发的后果，为了响应强烈的公共抗议，政府暂停国内的伐木行为，最后甚至全面禁止 (3)。这样的生态灾难果然重重打击了泰国，强夺土地的三十年消灭了百分之八十二的森林，而许多乡下地区变成了旱地。在这种情况下，当许多云游僧在找到合适的森林后，决定要保护他们的土地，他们知道一旦退却，就有可能永远失去森林了。政府运用天然资源—森林地的政策，剥夺当地居民的资源给商业界，更加深恶化了地方资源的激烈冲突。自一九八○年代初期开始，很多私人企业在泰国投资尤加利树林场，以满足日本工业的需求，为了将天然森林改变成尤加利林，政府推出一个「高加高」（Kau Jau Kau）重新定居计划，在一九八○年代中期到一九九二年之间，近五百万人受到影响 (4)。这个计划将居住在森林（这些森林已变成公有森林保留地）里的村民迁离，然后将疏散后的土地转变成商业性的尤加利林场。在东北方，「高加高」计划从五个省中的十四个村落着手，这五省分别是柯叻、孔敬、乌汶、沙功那空与武里南省，到了一九九一年九月，大约一千三百个家庭迁离该区。一位拥护环境保护论的僧侣普拉甲（Prajak）的情况，可以说明村民与森林僧在「森林消逝期」所面对的恶劣情势，这同时也说明一位行动积极的僧侣，在尝试保护森林、捍卫村民的权利—留在乡村而不必到曼谷成为移居的苦力与娼妓，所面对的障碍。普拉甲到达的年代，正值八十个美军基地散布于整个国家，并为泰国乡村带入「美国化」的时期 (5)。出家后，他开始过着头陀生活，在一九八九年四月，与六位僧侣云游到帕翰县（Prakham）的不涸井森林（Dong Hua Nam Put）。五十二岁的普拉甲与他的弟子、三位沙弥在那边搭起伞帐，待了一星期。这个在武里南省的森林，也是该区存留的最大天然林，武里南是现在受干旱打击的东北地区中最穷困的一省。一九七○年代，不涸井山区是共产党和政府军争相夺取的战利地点，在冲突白热化之际，军队把村民看成是对抗共产党的武力前线，于是提供土地给愿意定居在此森林的人。在许多困苦的岁月里，村民于反抗叛党的行动中，与政府军并肩工作、侦防、战斗，土径旁树干上的弹孔，将不涸井的目击者带回血溅的过去。在这些年里，有人告诉他们当森林消失时，叛党与对丛林的狂热也将随之消失，这样的信念为进一步的国家发展与企业打开一条路。一九七○年代，围绕不涸井山的森林都被焚毁，这是军队破坏游击队队员避难区域的策略之一。二十年前原来广阔浓密的森林，已萎缩成由树薯田所围绕的绿洲了。普拉甲认为这个绿洲很适合禅修，打算在当地村民的协助下建立隐居所，他们搭建了几间覆盖稻草与塑料的简陋竹屋，与一个简单的、开放式的共修集会所。普拉甲很快就发现，虽然对抗叛党的战争已结束很久了，森林依然是个战场，这个地区的十二个村落仍与军队争执（这些军队支持「高加高」计划），军人以威胁、恐吓的手段强迫村民离开。一旦军队对抗叛党的任务成功完成了，村民便不再有利用价值，军队就会遣离他们—表面上是为了森林保育的目的，实际上是因为军人想将土地交接给私人企业。普拉甲决定如果村民帮助他一起保护森林，他也会帮助他们保有自己的土地。为了让违法伐木者与侵入者远离，普拉甲在一九八九年的六月，与四位从沙拉武里省邀请来的僧侣，举办了一场佛教剃度法会，以加持树木，使之神圣 (6)，他们恭敬地将像僧侣们身上穿的橘黄色衣，穿在森林里每一株最老、最大的树上。僧侣的领袖对出席的两百位村民宣布，那是一棵伟大的树，长久以来一直保护着位在附近或树荫覆盖下的生物，他要求每一位村民及其子孙都「不要砍伐伟大的树，也不要伤害一万莱（rai）森林里的动物与其它生物，因为他们都受到这棵树的保护。」这场法会成功地使村民打消伐木的念头，但是却无法阻止没有信仰的人 (7)，村民于是组成了监督小组监视盗伐者，并阻挡了他们用来运送森林木材的路。普拉甲偶尔会参与监督的工作，伐木者为了要报复而恐吓僧侣，还对着静修场所开枪来激怒他；当地的政府官员也来拜访他，并要求他离开。在一切恐吓行动都失败后，政府官员向武里南省僧伽省长投诉，命令他离开，还要他还俗。就像处理一九七六年阿姜撰在公牛山森林里建立隐居所时的方式一样 (8) ，森林厅告诉普拉甲，他的静修所侵害了森林保育，但是大宗派僧伽省长支持普拉甲。(9)除了非法滥伐者之外，森林同时也受愈来愈大片的尤加利树林所威胁，一如普拉甲谈到军方时所告诉我们的：他们真正追求的不是木材，问题的要点是在土地。木材运走后他们要村民去清理森林，然后将土地卖给一些日本所支持的尤加利树公司。我旅途中看到太多这样的事，我不认为这里会与其它地方不同。正如普拉甲的推测，军方允许一个拥有制纸工厂的私人企业，在村民的土地上种植尤加利树与竹子，虽然在村民的保护下，农作物仍被犁倒，他们还在自己的某些稻田中央，发现整齐划一的其它作物 (10)。为了响应这种骚扰，帕翰村民砍倒二十万株树苗，并烧毁二个苗圃，以向尤加利树林的业主示威。在镇压帕翰村民期间，普拉甲与村长都被逮捕入狱，僧侣穿著僧袍入狱是史无前例的事 (11)，军方政权尝试将这位住在不涸井四年的森林僧，描绘成暴力、激进、唆使他人叛乱的人。一如普拉甲的例子，森林僧在这几年所遭遇到的情势，无旧例可循，云游僧在「森林僧团期」，住在接近自然的环境中，与野生动物共存，他们知道遇到野兽时只要冷静并生起慈悲心，野兽就不会伤害他们了。然而，现在森林僧面临最大的胁迫，不是来自野兽，而是伐木者、滥伐者与军人。每当他们在森林里，遇到军人或非法伐木者，都很难与他们沟通，慈悲似乎无法影响这些带着枪的人。一位名为普安（Phuang）的森林僧表示：「人模拟野生动物还危险，动物的袭击只是为了自卫，随即就会跑开；但人类会追赶我们，企图刺杀我们。」(12) 森林僧与政府官员，特别是军人与警察，以明显不同的价值观来行事，如普拉甲说的：有时候我很同情他们，他们不能分辨善恶，也不了解什么是诚实……，我想他们不只是执行任务而已，简直是没有道德与善恶标准、没有理性行为、没有道德举止，他们被阶级制度和所有俗世的事情所迷惑。我无法和他们沟通，这可能是因为他们过去的业，毕竟我们不能期望公鸡与母鸭发出相同的声音。为仅存的森林而战，渐成为僧侣修行中最艰困的考验。官方声明，砍伐森林是起因于缺乏土地的农民为长期耕作而整地，或北方山地部落以刀耕火种维生。但事实上，大部分的破坏行动，是森林帮派非法伐木所造成。普拉甲告诉我们：「多半……，森林破坏的背后是那些穿著制服与有权势的人。」他描述自己在面对外在骚扰，努力维持内在平静时所做的挣扎：「我发现在保护森林的工作中，最难的是如何让自己的心灵安置在正碓的地方，一个无有瞋怒与忧虑的地方，那些情绪都是心灵的大陷阱，我必须不断学习去避开。」(13)除了遏止森林与野生动物遭到破坏的奋斗，当代大部分的森林僧，他们的寺院都是大宗派—必须在僧伽长老与军方两者间搏斗，两方都希望僧侣离开森林，因为多数的森林隐居所是大宗派。森林传统到了二十一世纪能不能继续保存？尤其僧伽长老已不再同情他们的处境，森林僧的未来看来不太安定。一九八七年大长老僧伽会下令，除了住在「合法」森林寺院之外的头陀僧，其它全部都要离开森林 (14)。农林部的森林厅曾经用这个法令，来禁止僧侣住在森林之中，虽然法令还没有广泛强制执行，不过，这个行径反应出，大长老僧伽会对森林僧传统的反对。 他们失去的世界 被一九六○年代至一九七○年代的骚扰所迫，使头陀僧走出蛰居的隐居所，他们努力教导其它人，有关人类与大自然间的紧密关系，然而，他们还是不能抵抗巨大的现代化力量。当今社会的人，基本上对更广泛的环境价值与意义毫无概念，如罗宾诺维兹（Rabinowitz）在泰国森林工作时所学到的：「国家天然资源被单纯地视为商品，视为可以无限制提款的银行户头」(15)。的确，正如许多西方环境保护论者鼓吹的观念：「自然之所以重要，因为它本身确实重要 」，不是因为它会吸引观光客并带来收入，这似乎与现代化的泰国社会相悖。当然，对头陀僧而言，自然界很重要，人烟罕至的荒野之地是很好的道场。他们可以在那儿训练心，一旦他们选择时，他们会隐退到人们找不到的丛林中，森林是云游僧的家，也是他们的学校、训练所与道场。此外，对有正念的僧侣而言，那里的生活是安全的。读了森林僧在野地生活的记事，会不自主地感觉「森林僧团期」的结束，及地方宗教传统的消逝，是文化与生态的最大损失。早期森林僧的生活与思想，和那些只从书本获得知识的城市僧或都市人，有相当大的差异。云游僧的生活记事，显示出他们对自然界深切的珍惜，他们诉说着有关森林、河流、小溪、洞穴、山脉与野生动物。他们的叙述指出东北过去丰富的生态，河流洁净，空气凉爽清新，洞穴宽敞且有清澈的泉水涌出。头陀僧看到野生的水牛、大象、小鹿、黑羚、羚羊、爪哇野牛、印度野牛、猫猴、长臂猿、老虎、豹、熊、野猪、麝香猫与许多种类的猴子，年长的头陀僧甚至可从声音辨别出，很多种生活在热带森林的野生动物—这是他们云游几十年后所获得的能力。但就在年长的头陀僧一一长住在隐居所时，不论是森林或森林中的野生动物，开始在他们的眼前消失 (16)。阿姜布瓦回忆他的静修所，在一九五五年于乌隆省塔村（Tat）附近的森林中成立时，还可以看到一群野猪在僧侣的住处周围游荡，牠们无畏地在离行禅步道几公里外之处闲逛，近到可以听到牠们以鼻翻土觅食的声音。一开始僧侣们不知道该怎么办，还请他们的朋友帮忙去看看，但野猪仍然不为所动，不久之后，野猪或僧侣都不再注意彼此，从此过着平静与舒适的生活。在一九七○年，阿姜布瓦为阿姜曼撰写传记时，就再也看不到野猪了，「因为很多『像鬼一样的人』违反了生存的法律，也许当僧侣暂时离开时，或当野猪徘徊在村落附近时，他们大肆地屠杀野猪。」至于老虎与豹，最后在森林隐居所看到牠们是在一九七二年 (17)，阿姜夸在他乌隆省的中日鼓穴隐居所时，发觉到老虎与野象已很少到附近来了，他很怀念牠们的「突然造访」。在「森林僧团期」时，阿姜帖于龙盖省硅清迈县（Si Chiang Mai）的巨岩隐居所，在当地居民眼中，是以恶灵与熊、虎之类的野兽常出没之地而闻名。当阿姜帖在一九六四年底第一次去勘查时，丛林仍难以进入，阿姜帖回忆道：「任何人坐着船经过时，都保持着绝对的安静，甚至不敢看呢！这样的恐惧，让它成为一个孤立幽静的地方，没有人敢靠近。」(18) 但是阿姜帖到这儿来定居不久，附近的人口便开始增加，野生动物被迫离开而渐渐消失了。到一九八○年，这个区域的森林几乎消失殆尽，当阿姜帖七十七岁并在巨岩寺长住了十四年后，他说他已经太老了，不能像以前一样到处迁移，「像很多僧侣一样，我必须在一个寺院中长住，即使今天我还能够再次四处云游，再也没有浓密的森林，他们已将森林都毁灭了。」(19) 历经「森林遭入侵期」的阿姜帖为失去的林地悲叹：「当我想到湄公河畔〔消失了的〕森林，我仍可以在内心中感受到那份寂静。」就如所有云游僧一样，阿姜帖很难相信一切都消失得如此迅速。许多位本书（编按：指《森林回忆录》）中讨论的头陀僧，在「森林消逝期」开始前就过世了，阿姜曼在一九四九年「森林僧团期」逝世，在受到疾病阻止之前，他一直都是位自由的云游者。其余的则是在安住于寺院后辞世的，阿姜李一九六一年在五十四岁时过世。阿姜范一九七七年七十九岁时，在位于沙功那空省的森林寺院中过世。阿姜宛与阿姜撰一起在一九八○年的事故中丧生，当时阿姜宛五十八岁，而阿姜撰六十岁 (20)。阿姜汶于一九八五年逝世，享年九十七岁。他一丝不苟的师兄弟阿姜顿也在同年逝世，他在素林省的布拉帕寺（Wat Burapha）住了五十年。阿姜查与阿姜帖，分别在一九九二年与一九九四年，逝世于他们自己的寺院。阿姜拉于一九九六年一月逝世，享年九十六岁。虽然这些森林僧赢得都市菁英的尊敬，也成为全国知名的人物，但他们觉得自己的教诲仍难以影响泰国当代社会，纵使他们请愿，大多数的泰国森林还是消失了。【注释】(1) 人口成长：人口一年成长百分之三，从一九六○年的二千六百六十万到一九七五年的四千二百三十万。水力发电水坝：泰国约有三十个大规模的水力发电水坝，水坝与水库通常建在冲积平原上，那里的土地丰饶，并维持着热带雨林。建设不可避免地会迫使当地社区迁移，而且造成森林的滥伐，水坝的负面影响还包括水质污染、野生动物失去栖息地、圣地毁坏，滥伐森林与水坝，是近来降雨减少的主因。此外，一九八九年统计指出，三分之一的泰国人口（住在曼谷与中央平原）消耗了全国四分之三的电力生产。高尔夫球场：泰国现在有一百八十二个已经在使用或还在建造的高尔夫球场，其中百分之六十五到百分之七十五座落在农耕地；百分之十三?五到百分之二十六在森林区；而剩下的在未开发地区。大部分的新高尔夫球场需要大量的土地，因为还要包括旅馆与花园休闲胜地，一个高尔夫球场总共需要土地多达二千五百到五千英亩。泰国最大的高尔夫球场，是位于碧武里省康喀拉姜（Kang Krajan）的乡村俱乐部，拥有八万七千五百英亩。(2) 举例来说，当阿姜曼一九五一年在沙功那空省的苏塔瓦寺（Wat Sutthawat）荼毘时，位于距离城市二公里远的寺院四周围绕着的都是森林。但到了一九八○年，城市已扩展到了寺院，而森林也消失了。(3) 虽然雨季已在其它地区结束，大雨仍持续下于南部地区一个大量砍伐、破坏的地区，裸露与剥蚀的土壤无法调节雨水的自然流动，一夜之间，上千个合法与非法砍伐的木材冲下山坡到好几个村落中，整个村庄（包括村里的寺院）都遭木头埋没。巨大的环境灾害激起了泰国人民的愤慨，迫使政府不得不采取行动。实时禁止伐木的结果，造成木材价格急遽上扬，这反而促使非法伐木者为了更多利益而伐木。(4) 如周?法兰克（Joe Franke）指出的，这些尤加利林地的背后支持者，是世界银行与联合国粮食与农业机构，尤加利林在泰国商业界与国际援助组织眼中，意味着将泰国整合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5) 普拉甲?库塔吉多（Prajak Khuttajitto, b. 1939）生于柯叻省帕考桑县（Pak Khaosan）的沛村（Phae），父母与七个子女不久搬到沙拉武里省。普拉甲在上公立学校时，便一边帮父母贩卖冰淇淋与面包赚钱，十五岁完成小学教育，与姊姊在一所寺院旁开了一家咖啡店。之后他在一家餐馆担任杂工、服务生与二厨，那家餐馆的客人大部分是来建造沙拉武里省至柯叻省友谊公路的美国人。十九岁时出家为沙弥，两年后还俗回去餐馆工作，这次是在彭士洛至龙萨（Lomsak）高速公路的工程。在这条高速公路完成后，普拉甲到柯叻省的美军空军基地工作，然后他换到乌塔咆基地（U-Taphao）、F-105基地、班沙瑞（Bang Saray），再到帕塔亚（Pattaya，在春武里省），在一家新开的旅馆中担任服务生。他生命中的转折点发生在他回到沙拉武里家乡探访家人时（他二十一岁结婚，育有四名子女）。一天，当他去向朋友讨债时，那个朋友愤怒地射杀普拉甲，当他被救护车载到沙拉武里省医院时，他誓愿只要他能逃过枪伤这一劫，就要出家为母亲积功德。三十五岁那年，普拉甲在沙拉武里省大宗派下的班伦昙寺（Wat Bamrungtham）出家，那正是他青春期开设咖啡店附近的寺院。他的老师康昙（Khamtan）教他禅修，并与他一起停留在沙拉武里省的菩提萨陀穴（Tham Phothisat）。在一九七○年代中期，他们到乌隆省与鲁亚省云游，他的老师在乌隆省的非暴力穴（Tham Ahingsa）离开留下他一人。在他成为僧侣的第五年时，他遇到佛使比丘与其弟子普拉恰帕桑达摩（Pracha Pasanthammo）。(6) 这个习俗起源于一九八八年北方的帕尧省，从此在其它地区开始举办树法会，包括武里南省、猜也蓬省（在东北）与素叻他尼省（在南方）的喀隆杨雨林（Klongyan）。(7) 在猜也蓬省的巨山（Phu Luang）森林，伐木者将黄袍从树上扯下来，并将树砍倒。(8) 阿姜撰于一九八○年过世后，他的弟子们被迫将他的隐居所，搬到国家森林之外。(9) 在一次的调查后，当地僧伽省长的宣布是很重要的，那就是普拉甲与其道场的存在有助于森林保育。(10) 麦克耐（MacNab）是一位新闻记者，为国家（指曼谷）报导爱滋病与环境问题。根据研究环境保护问题专家所指出的，尤加利树在澳洲也许很好，但它们对泰国却不尽然如此。在东北方的原始森林几乎被砍伐殆尽，尤加利树破坏了土壤，也耗尽了水资源，它们吸收任何留在土壤中的水份，以其天生的除草剂污染土壤，更夺去了野生动物与鸟类的食物。此外，大规模的尤加利造林使该区域必须仰赖植林，而掠夺了当地经济的自主性。(11) 当阿姜皮蒙昙在一九六○年被捕，沙立将军强迫他在入狱前还俗，他拒绝了，因而警察强制地脱去了他的僧袍。他还是拒绝穿狱服，而以黑袍代替，在他的心中自己还是个僧侣，因为他从未说出要离开僧团。(12) 普安（Phuang, 1897-1982）生于素林省普拉萨县（Prasat）普莱村（Phlai）。一九三七年，当他到森林中寻找食物时，得遇几位头陀僧，他在四十岁时依地方传统在素林省普拉空猜县（Prakhonchai）的姜帕寺（Wat Jampa）出家，直到一九四三年，他出家的第六年才开始过头陀生活。普安在遇到阿姜顿之后转变为法宗派（他的理由一如许多非法宗派的头陀僧—渴望和他法宗派的老师与同修一起参与僧侣的仪式）。他跟随阿姜顿去参加阿姜曼在沙功那空省苏塔瓦寺的荼毘法会，在那儿他遇见阿姜范，之后追随他到公牛山与兰卡山过头陀生活。(13) 普拉甲在一九九四年还俗，结束了他十七年的僧侣生活。这段文字是他自监狱中释放出来等待审判时所写，他说如果监狱是他的业力，那么他会接受。(14) 法宗派的云游僧，在过去被视为流浪汉，现在渐渐受人尊敬。他们的寺院是由社会菁英或中产阶级的信众所建造，不但宽敞、舒适，而且合法，许多寺院四周的森林都设定为国家森林。(15) 罗宾诺维兹（Robinowitz）是一位国际野生保育的田野动物学家，于一九八七年在乌泰他尼省的野生保护区 Huai Kha Khaeng 主持一项花豹、老虎与麝香猫的研究。他发现：雇用他来保护森林的同一政府所雇用的其它员工，竟然尽做些破坏森林的事：「森林局公开地极力赞扬大规模再造林计划，也加强森林与野生动物的保护，但是实际上他们说了等于没说。」举例来说，Huai Kha Khaeng 之外的一些自然林实际上已被砍掉而且「再造林」（在森林局的同意之下），因为政府所支持的再造林中，每英亩的价格高于保护维持现存的森林。再造林通常被当成一个借口，好让森林资源地的控制权转移给私人企业。(16) 虽然野生保育法于一九六○年通过，并在一年后实施，但野生动物仍然一直遭屠杀（因为牠们是食物或有医疗价值）、捕捉或出口到国外去。(17) 现在老虎、花豹与黑豹已经几乎灭绝，而成为国宝。(18) 寺院因湄公河岸三颗巨岩而得名，根据当地的历史，这三颗巨岩分属于三个王国：北方的岩石属于朗勃拉邦（Luang Prabang）；居中的岩石属于曼谷；南方的岩石属于永珍（Vientiane）。(19) 这段叙述撰写于一九七九年阿姜帖的回忆录中，当时他已成为定居的僧侣，然而，他仍没有明白表示到底是谁毁了森林。(20) 阿姜撰、阿姜宛与其它三位僧侣死于坠机，当时他们分别正从沙功那空与乌汶省飞往曼谷皇宫，为国王与皇后的结婚大典祈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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