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陀僧曾经居住在未曾受到干扰的自然环境，他们深深地感受到现代化带来的影响， 我们从森林僧身上所学到的一件事是，人类的生活与自然是息息相关的， 借着保护森林，我们同时可以保护野生动物与民族的福祉。　 　
　　森林僧安住于寺院中 云游森林僧的历史横跨三个世代，从现代泰国的形成直到今天，在一种特殊的自然与社会文化生态体制下发展。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变，山林消失、山区聚落消失或转型，这项传统已无法再延续。在阿姜曼传承下的森林僧一直延续至一九九○年代，最后他们全都安住于寺院中，不再受到佛教「主流」派的反对，而且他们也接受许多物质的护持、崇高的地位与不时的推崇。当然，失去自治与独处对僧侣造成了影响，如同坦尼沙罗（Thanissaro）比丘所指出的，森林传统虽然广泛受到欢迎，但或许不久就会将它带向灭亡。显然地，都市的民众虽然敬重森林僧，却仅将他们当作一种表征来尊敬，对僧侣希望传达的理念丝毫无动于衷，城镇民众的习气以及对法义的不感兴趣，使许多森林僧感到费解。这些头陀大师觉得奇怪的是，都市人大多期待不劳而获就能得到心灵成就，与当地传统村民不同的是，都市人希望不用禅修或持戒，就能学习佛法，乃至得到功德。他们希望僧侣迎合其天真的想法，直接给予指示或彩券的中奖号码，为他们的护身符加持或洒圣水，诸如此类，但就是不修习佛法。阿姜查特别反对泰国人这种对「法」的通俗兴趣。他认为人们从曼谷或其它省分蜂拥而至他的森林道场，只是为了一睹他的风釆。据一名西方弟子所说，阿姜查经常表示，他觉得自已像一只走钢索的猴子，人们目瞪口呆地看他表演，拨弄他，看他跳跃，「当我觉得累时，他们可能会丢一根香焦给我。」 「泰国」佛教的规制化破坏了传统 我们对头陀僧生活的了解，大多是依据他们的回忆、观察与对感觉或观念的表达。当然，这些僧侣有他们的远见、论点与偏见，我这项研究的任务是去确实地看清事实，以及他们与官僚或学术僧伽的比较。我没有在其它僧侣身上花费相同的时间，只因为一个很简单的理由—从他们的著作中即可了解他们，我并无意将地方佛教传统的一些零星资料，收集成一个有相关连的背景资料。我与瑞坚诺德?雷（Reginald Ray）的看法一致，认为「要对泰国佛教有更深入的了解，并非经由平衡与客观的探讨达成，而是听取不同的声音，不排斥相反的意见，或企图消除异议」。我希望这项研究能鼓舞更多人，进一步去探讨暹罗／泰国早期的佛教传统，与诸多地方佛教团体的特性、状态。在此举出若干问题—要了解泰国佛教应凭借那些依据？现今的佛教是否已经背离，抑或是延续早期的佛教传统？这些都是极大且引人争议的问题。除非我们认知地方差异的存在，并一一研究各宗教团体与各地方传统彼此间，以及其与国家间的关系，否则我们无法寄望能对泰国佛教修行的动力（或上座部佛教的全貌）有全盘性的了解。要叙述泰国的僧团与要描述头陀僧、村落僧一样复杂。在泰国发展成现今的现代国家之前，暹罗境内存在着数百个佛教宗派，偏远地区延续地方传统一直到本世纪后半叶，不同宗派得以延续自己的文化、语言与宗教习俗，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与世隔绝并缺乏现代科技。而今，所统合成的单一型态或可见的模式—「泰国」佛教—既非传统的，也非自然的，这是历史的产物，以暹罗的民族文化历史来看，现今的阶级与官僚僧伽体制是脱离正轨的。它是一九○二年「僧伽法案」的遗产，该法案试图将各种不同的文化与宗教传统，塑造成单一、中央集权与一致的模式。这种佛教的规制化—以阴险的手段来破坏现有的传统，通常都被误认为是「传统」的泰国佛教。人们通常认为今日在泰国的佛教分裂为若干派系，他们将这种宗教的差异，归咎于一些如资本主义或现代化的外来力量。这种未经查证的假设，普遍存在于学术界、官方人士的心中与广大的媒体著作中。他们一致认为这种分歧是新近发生的。欧康诺（O'Connor）指出，根据一个世纪前的宗教差异来看，现今这种对差异现象与形成原因的一致看法，值得令人注意：这表示有着不同过去的人们正趋向统一，正当他们接受一个共同的过去时，他们透过已不同于过去的「传统」宗教中，来学习认同一个宗教的「改变」，纵使这改变之处已不是他们原来的传统。如同欧康诺所言，人们所公认的传统佛教，「并非原来的宗教本身，这是一种虚拟的宗教，是一个已被一九○二年的﹃僧伽法案﹄所﹃更正﹄的过去。」我对云游禅修僧生活的研究，显示了在泰国的佛教已偏离了它最初的样子，目前保留的只是五十年前的风貌。在整本书（编按：指《森林回忆录》）中，我极力避开诸如「传统佛教」、「现代佛教」、「僧伽改革」或「泰国佛教」之类的问题名词，这些名词十分模糊，且会在现今泰国佛教起源的议题上引起相当的困扰。若根据正确的历史来看，这个当代佛教的起源—与现代泰国有关连的佛教—仅能追溯到自称改革教派的法宗派，于一世纪半之前创立的时候，该教派成为现代国家佛教的典范，及遵循的标准与改革的基础。而地方的宗教常规与文化价值，则是先遭到一九○二年「僧伽法案」的破坏，之后，又被一九六一年开始实施的三十年国家社会与经济发展计划所转化。曼谷曾将现代国教加附在地方传统上，许多先前存在的差异早已失去记录，并褪色而消失，或由于「官方」历史的轻忽与未加重视，如今已普遍地被遗忘。所谓泰国佛教的「主流」与「非主流」的传统区隔，主要是依据官方历史建立的。如果我们透过现代泰国国教来看「传统」佛教，并视中央集权改革为「传承的媒介」，我们可能如同官方的检察官员一样视地方佛教习俗为异端。事实上，这些地方民族团体所含藏的价值是多方面的，可以说是典型的佛教。一如本书所指出的，正因为这个理由，所以它们看似奇怪、令人不满且难以理解，但它们却是真正最重要与最具创造力的。所谓的「中央集权改革」，对改革者与被改革者的意义是不同的。对改革者而言，目标是将不同族群的僧伽纳归于曼谷的体制之下，使他们更趋近巴利圣典（由僧伽当局所诠释的巴利圣典），让国家脱离他们所认为的迷信，透过实施以曼谷为标准的经典、仪式与戒律，僧伽当局因此认为佛陀的教导是可以有单一的理解与诠释方式。但对所有那些被改革者而言—不同族群认同的僧俗二众—改革代表干预他们的宗教风俗与形式，现代国教对他们强制施加了一个特别的理解方式与形式风格，对受曼谷当局所掌控的境内僧侣与村民而言，它的象征、价值、习俗、语言与法令是十分陌生的 (1)。在今天的泰国，不同的佛教行为会引起别人怀疑的眼光，这或许是因为学者与名作家—不论过去或现在，均主张外地的佛教常规是腐败与不纯正的。今日的泰国人看到明星僧侣一一失去人们的尊敬，他们于是判定过去的地方僧侣必定好不到那里去 (2)，结果，人们往往将所谓的「差异」与「懈怠」混为一谈。事实上，僧团中的差异性是决定佛教得以存活的关键，因为社会是由种种不同背景与不同需求的人所组成，所以有不同的僧侣来满足他们不同的精神需求，是有其道理的。如同某位僧伽学生委员会领袖所观察的：允许不同宗派的存在，胜于将所有僧伽纳归于一个宗派之下，限制僧侣隶属一个宗派的缺点是在于没有其它宗派可以比较，不同宗派的存在并不一定会使宗教恶化，也并不表示僧侣不够团结。当各宗派林立时，僧伽会彼此监督，也会尽力拥护他们自己的常规与原则，各宗派会力求自我革新，随着社会改变而改善，以免遭到淘汰。一个立场客观的暹罗／泰国佛教史，就必须将种种不同的地方传统纳入考量。我们必须问的一个重要问题：为何地方僧侣与人们会尊崇特定的佛教形式？地方传统对于精神生活具有何种意义？依循佛道对人们有何帮助？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必须审慎研究各不同宗派或传承的苦行僧俗二众。居住在不同的区域，接触到各个不同的宗教传统，当地的僧伽就必须要有更大的耐力与创新。例如，寮族与吉蔑村庄的住持以法术著称，受到相信法术的村民爱戴，这些法术僧帮助村民驱邪、消除恐惧。村民敬重这些以手雕刻驱邪物的苦行僧，他们具有治疗人的力量，而因此能够说服村民于生活中实践佛法。这些僧侣与现今以工厂制造之驱邪物来做例行性加持的法术僧，是十分不同的，其它地方传统的住持，都是伟大的传教师，以善巧说法与擅长用方言为人说故事而闻名。他们能成为住持是因他们实用的技巧，且精于运用地方习俗，能将佛法融入于民间文化的教材中。我们需要这些与其它地方传统的研究—能够于多方面具敏感度且深入当地历史的研究，虽然官方历史、政府文献、报纸与通俗杂志，将这些地方僧侣（如今皆已作古）视为泰国人或某一省分的土著，他们特殊的文化或种族风格，也应获得认同。 云游僧给现代人的启示 云游僧与他们的禅修传统，或许能给在西方的我们一些启示。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僧侣提倡在行动中禅修。他们必须面对环境挑战与生理苦痛—病、痛、恐惧、劳苦与其它逆境—对其技巧的考验，这对他们的修行是不可或缺的，虽然我们并不一定希望仿效此道，但我们必须将它视为一个正当的宗教使命。我们从森林僧身上学到另外一件事是，人类的生活与自然是息息相关的—这突显了一个民族在社会、文化、环境与历史等的重大议题。我们从头陀僧那里听到，荒野与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头陀僧曾经居住在未曾受到干扰的自然环境中，他们深深地感受到现代化带来的影响。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与人口的成长，东北省分的环境受到极大改变，从丛林密布变成不毛之地。二十世纪的泰国宗教史，与这种生态摧残脱离不了关系—人类与自然之间关系的重大转变。一位协助发起强烈地方环境保育运动的僧侣告诉我们：「借着保护森林，我们同时可以保护野生动物与民族的福祉，这是提升道德的重要基础。」(3)这些森林僧对自然的看法，在今天是可行的，但多方面却未受到重视。头陀僧以人性与尊重的态度接触动物，他们清楚知道自已才是入侵动物领域的人，他们认为动物也是六道众生，所以也应获得平等的积功德的机会。这种信念与存有优越感的人是相抵触的，这类人包括僧侣、都市人，以及与自然有关或无关的人。以荒野为家的头陀僧，了解他们与自然的关系。这种历史的研究，所做的不仅是将云游僧定位在当地的背景而已，它更重新定义这些左证的性质，以用来架构泰国僧团的历史。这类历史不能只依据僧伽官员所撰写的档案、经典，或其它权威文献所记载的资料，我们必须善加利用乡镇僧侣、村落长老的回忆录，与在当地的寺院、居民历史里，于生活记事中所含藏的丰富且详细的资料。由于地方宗教常规大多是口口相传，有关宗教的形式与改变，最容易在僧侣长老与村落长老的回忆中寻获，不论他们住在那一地区，或是属于那个宗派。诚如我们所见，佛教能在暹罗的各宗派族群中存活与兴盛，是因为它具有草根性，一种以民族为基础的宗教，并结合了精神的追求与实修。具有地方传统—寮族、蒙族、吉蔑、掸族、原族与暹罗—受人爱戴的住持，以正直、具应变力、弹性、忍辱，与能将佛法深植于日常生活之中的能力而闻名，这些老师代表了特定时间与空间的佛教传统，这些不同的传统反应出每一时代佛教教化方式的差异。研究这些「阿姜」（老师）与他们的传统，会提供我们对长久以来的佛教历史，与个别宗派差异所扮演的历史角色，有更清楚的了解。因此，我们不能将这些僧侣视为「边缘」或是「异端」，他们的个人特质、当地的知识与体证的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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