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壤塘藏哇寺、曲而基寺、措尔吉寺这三大觉囊寺院，共有僧侣一千几百，过去清一色皆为藏人，自前几年Ｗ市等地一批藏密气功爱好者来到此地，亲眼目睹天空中显现五日同辉的坛城胜景，继而参加云登桑布上师主持的法会，对过去一无所知的密宗觉囊派猛生信心，稍后有贺老师等少数几人被允留下继续修学时轮密法，这儿始有了常驻汉族弟子的身影。
　　我在中壤塘逗留期间，共有七个来自汉地的佛家弟子正在此修学。其中除上海来的汪居士尚未出家，六个皆是出家人。六人中三男三女，那三个尼姑，即丹碧尊妹、智悟和无念，我都已拜访过，三个和尚中，贺老师我一来就见到了，另外两个因为正在闭关，见不着。听说那两个都是小青年，一个人称“小上海”，一个被唤为“小西安”，由于这儿的闭关房把守得很严，外人一律不让进，我不知还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找到他俩。
　　一天傍晚，我被护法经堂里传出的伴有咚咚鼓声的念经声所吸引，就走进去看看。在护法经堂靠墙的一侧，几十个喇嘛面对面坐成两排，中间摆一长条木凳，长凳上摊放着经文，他们正照着经文哇啦哇啦大声念诵。有两个喇嘛，手持棒棰，奋力击鼓，咚咚咚咚，似乎在引导念经的节奏。那两张大鼓搁在离地盈尺的木架上，鼓面直径有一个小孩那么高，被棒棰击打发出的声音十分宏亮，喇嘛们为了不让自己的声音被鼓声盖下去，纷纷扯起嗓子，把音量调到了最大档。我在经堂里站了一会儿，耳膜被震得嗡嗡响，看那些念经的喇嘛，年纪大都很轻，摇头晃脑的样子，很象小学生在背诵老师布置的课文，但在这时能有机会大声地吼上一阵，情绪都十分激激昂。
　　从护法经堂出来，我在附近随便走走。在还没最后完工的时轮金刚经堂（又称小经堂）门口一侧，有几个从西藏请来的工匠正在叮叮当当捶制七八寸高的铜佛像，小炭火炉烧得旺旺，火苗儿一闪一闪，映红了粗石垒成的经堂外墙。快到吃晚饭的时候了吧，这些工匠一点也没显露出准备收工的样子，看他们干活时一丝不苟的神情，在搬动尚未全部成形的佛像时都那么小心翼翼的样子，不能不让人感叹，在这高原的神奇土地上，对佛菩萨的尊崇和敬畏，已经有意无意地溶化在人们的血液里了。
　　暮色苍茫，护法经堂里的念经声早已停下，击鼓念经的喇嘛们已各归其所，有几幢土屋顶上的烟囱里正冒出袅袅炊烟，我想，我也该回我借住的那个供销社了，糌粑粉还没吃完，要点开水，拆一袋榨菜，凑合着把今晚这顿晚餐打发过去吧。
　　正在这时，有个不知从哪钻出来的小伙子迎面走来，中等个头，穿红色藏僧袍，暮色中，他的脸看不大清楚，但脸色白白的，一看就不是个藏人。我叫住了他，意识到他可能就是我想找的人。果然，他正是“小上海”，白天，他在藏哇寺闭关房里跟藏僧一起打坐修练，晚上，到临时借来的一间土屋里做一顿最简单的晚饭，西北来的那个小伙子跟他一起用餐。
　　我跟“小上海”进了屋。屋里黑洞洞的，刚进去，什么都看不见，全凭感觉，靠两只脚在地上摸索着走。“小上海”进屋后点了支蜡烛，这才有了光明。烛光下看“小上海”，不过二十来岁，圆脸，大眼，一口牙又白又齐整，脸上还有股孩子气。
　　我问“小上海”：你从上海来？那咱俩可是老乡喽。
　　“小上海”显得有点腼腆，他说这儿的人都叫他“小上海”，其实他不是上海人，他老家在南通。
　　那为什么人家要叫你“小上海”呀？
　　“你说南通，他们听都没听说过这个地方，你说离上海不远，上海，他们多少还听到过，我又从南通到上海去打过工，所以他们就叫我‘小上海’了。”
　　喔，你是南通人，那我们可是真正的老乡喽！
　　我对“小上海”说这话，倒不是套近乎，我自己出生在上海，但我祖上确是南通人，每次填表，在“籍贯”这一栏里，我必须照规定填上“南通”两字。
　　不管“小上海”是上海人也好，不是上海人也好，这回他可是碰到真的老乡了。有首广州歌手金学峰唱的《老乡歌》，“老乡老乡，两眼泪汪汪……”从南到北，听众甚众。出门在外，遇到家乡人，有时确会有一种自然而然的亲切感，这大概也是人之常情吧。“小上海”已经出了家，从一般的佛理上说，既已出家，那就四海无家，或者，四海为家，反正，原来的那个家是再也不存在了。但“小上海”知道我老家真的是在南通后，也高兴得很，毕竟，这是两个老乡相遇在远离沿海城市几千公里外海拔几千公尺高的青藏高原上啊。
　　“小西安”也进来了。也是中等个头，看上去比“小上海”大几岁，方脸，阔眉，五官端正，身上也披一袭红色藏僧袍。
　　拾掇拾掇柴火，把炉子点着了，烧点开水。虽说已是夏季，可这儿一到晚上，天气还是挺凉的。树枝在炉膛里发出哔哔啵啵的响声，一股暖意在屋子里慢慢地荡漾开来。
　　我对“小上海”说，说说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吧。
　　“小上海”摸摸头说：“我不会说，说什么呀……”
　　他来这儿一年多了。
　　前几年，他在南通一家小企业干活，工厂隔壁就是南通市始建于唐代咸通年间的天宁寺。他有时去天宁寺里玩，宏伟肃穆的天王殿、大雄宝殿，寺庙里缭缭不绝的烛火香烟，让他的心灵得到一种宁静。那一尊尊造型各异的菩萨塑象，时常会引起他无边无际的遐想。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来拜菩萨？泥塑木雕的菩萨果真有灵麽？若说有灵，这灵究竟是什么？这灵到底打哪来？……他结识了庙里的一个老和尚，听老和尚讲讲佛理佛法，心里好象明白了点，又好象还是不太明白。老和尚法名慎逸，年轻时曾在五台山依止过能海上师，“文革”中虽被迫还俗，但对僧仪始终不舍，“文革”后落实宗教政策，他再次披上了僧衣。两年前，老和尚圆寂了，享年六十六岁。圆寂前，老和尚似有预感，对“小上海”说，现在的时代，修显宗不易得果，还是修密宗好，要修密，就要拜个好上师，我教不了你了，你可去成都昭觉寺找清定上师，清定上师是能海法师的下座弟子，显密皆精。你还年轻，以后如有机会，还可直接去藏地求师，那里修行好的上师多。我年纪大了，活着去不了那里了……
　　老和尚去世后不久，听天宁寺里的人说清定上师到上海了。他想这倒是个好机会，去成都路远，去上海可就方便多啦。他跟家里说了声想去上海玩玩，买张船票，就来到了上海。清定上师确是来过上海，可等他赶到上海时，上师已走了。他也不回南通了，在上海找了份临时工做做。他想赚点路费，直接去成都找清定上师。
　　去年，他在上海听人说起，四川色达有个五明佛学院，是教密法的，十分殊胜，农历五月要举行一个大幻化网坛城开光暨灌顶大法会，机会难得，值得一去。五月，他就跑到四川去了。先到成都昭觉寺求见清定上师，又没见着。有人介绍他见了常在成都活动的藏哇寺的桑吉活佛，从桑吉活佛嘴里，他头一次听说了壤塘这个地方，听说了觉囊派和云登桑布上师的名字。
　　由成都乘上长途汽车，翻山越岭，一路颠簸，来到了海拔近四千米的色达。座落在喇荣山里的五明佛学院，那气势不凡的大幻化网坛城、大经堂和国际汉经堂，那漫山遍野密密麻麻的小木屋，很令他激动了一阵子。但是，原定的大法会，因着某种外在的违缘而取消了。他在那里呆了半个月，得到了当今宁玛派法王晋美彭措上师为众人作的小型结缘灌顶，而后离开了色达。有个声音在他耳旁轻轻地呼唤，那就是觉囊派的壤塘……
　　色达和壤塘都在四川西北部的青藏高原上，色达属于甘孜藏族自治州，壤塘属于阿坝藏族自治州，两州相邻，两地相距不算太远，但因无直达班车，中途转车，有时要在途中的小地方耗上一两天。
　　到壤塘以后，他见到了被今日觉囊派尊为当代法王的云登桑布上师。上师的威仪和慈悲，令他一见就生起强烈的依止心。他来的时机正好，上师正准备为弟子作一次较大的时轮金刚等各续部的灌顶，来这儿的汉人本来不多，这种机会更不是外来人经常碰得上的。他被允参加。这次灌顶活动一直持续了几个月，他得到了几十个密宗本尊的灌顶，对上师和觉囊的教法更生起猛烈的信心。
　　他决定留在这儿进一步修学觉囊的大法。觉囊派戒律很严，为了保持法脉的纯洁，时轮金刚的圆满次第等修行方法，非出家人一般不授。今年二月，他就在这儿正式剃度出家了……
　　“你看，我真的没什么好说的，”“小上海”找出一只搪瓷碗，给我倒了碗刚烧开的水，“喝口热茶吧。事情真的简单得很，我想不到会这么顺利地来到这儿，能学到这么好的法。”
　　我问他来此一年，感受怎样？
　　“感受太好了，”他动情地说，“我喜欢这里，热爱这里，舍不得离开这里，到这儿一年多了，我没离开过这里。上师太好了，太慈悲了，上师的摄授不可思议，对我们汉人的摄授太伟大了，我简直不知该怎样表达我的这种心情。”
　　他觉得，拿这儿跟内地比，最大的不同是，内地学佛的人也不少，但大多偏于学理，嘴上说的一套又一套，证悟的却很少，修禅宗不是不能证悟，但现在确实很少；来这儿以后，发觉藏地有证悟的相对比较多，金刚上师多是证悟的。象南木达嘎多乡却登寺有个喇嘛云吞上师，他曾去拜访过，那就是个已有相当层次的证悟者。喇嘛云吞年轻时曾生过一种无药可治的绝症，医生说他必死无疑，可他经过拜师修行，不但身上的病不治而愈，还修出一定的功夫，近年阿坝等地有不少弟子前去依止他。“小上海”对藏地独特的藏医也深有感受，他的鼻子自小有点病，来壤塘后，打坐中有时会出血，不久前一个会医术的老喇嘛来藏哇寺看望云登桑布上师，顺便为他治疗了一下，其方法是叫一个徒弟用针屁股似的火链熏烫他的鼻侧，老喇嘛则在边上念咒，他多年的老毛病就此痊愈。
　　我问他，对上海印象如何？
　　他觉得上海太嘈杂，污染太厉害，尤其来这儿以后，不喜欢再到上海这种地方多呆。不过，哪怕不喜欢，今后他还是要去。他内心有个愿望，在今后适当的时候，他要回内地，募集一些资金，为藏哇寺建一座多罗那他的塑象。对觉囊派历史上这位学识渊博、广宏佛法的大成就者，“小上海”敬佩得五体投地，在当今尘浊恶世，他多么希望能再出一个多罗那他那样的大成就者，激浊扬清，重新竖起正信佛法的旗帜。
　　你不觉得这儿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麽？
　　“不，我不觉得苦，谈不上吃苦。你看这儿多好，多么纯净，没有任何污染。糌粑，一开始吃不惯，吃吃也就惯了，挺香的。”
　　你家里兄弟姐妹有几个？
　　“就我一个。”
　　那你是独子罗？
　　“嗯。”
　　父母知道你出家了吗？
　　“一开始不知道。两年前我离家的时候，对父母说我要去外地耍耍，出家以后，一开始也没说，后来写信告诉他们了。他们要我回去，我不回去。一切都是因缘，能来这里，在这么好的上师身边修学，这是今生最好的因缘了……”
　　我请“小西安”也谈谈他的经历。他跟“小上海”差不多同一时候来这里，但他来此之前已出家，当和尚已当了三年了。
　　他父亲是个军人，老家在陕西扶风，前些年扶风法门寺因挖出埋有佛祖指骨舍利的唐代地宫而名闻天下。其父所在部队五十年代初期进驻新疆，后改建成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仍属人民解放军编制。母亲五十年代中期作为随军家属进疆，为丈夫生了五个女儿、两个儿子，他是七姐弟中最小的一个。
　　他曾在陕西省歌剧院保卫科工作。由于高中没毕业，在文艺上又没什么专长，在这种专业性很强的文艺单位干政工，他觉得没多大意思。他有个姐姐，单位里经济效益不行，工资都发不出了，想干个体，在家门口摆个摊，卖卖服装百货什么的，缺个搭挡，跟他一合计，行，他就跟姐姐一起干上了。
　　咋会跟佛学结上缘？我问他。
　　“二十岁前，练过几年气功，起先劲头还兴得很，后来渐渐冷下来，觉得没啥意思了。因着练气功，看过一些气功书，也看过几本介绍佛、道的书，对佛教有了点印象。有一回，在法门寺遇到一个泰国来的华侨僧，跟他一交谈，他把佛教的生死轮回讲得特别透彻，对我震动很大。打这起我忽然有了出家的念头，再看佛教书，跟过去的感觉也不一样。我和姐摆的摊离庙子不远，我就常去庙里拜拜菩萨。三年前有一天，我在庙子里遇到一个外地来的僧人，那人年纪不大，面目清净，身上好象被一团光围裹着，一看到他，我就觉得自己心里也变得好清净好清净。他也注意到了我，跟我谈话，没说上几句，我就觉得他的心象水晶一样透明空灵，没有任何污浊，没有任何烦恼，我对他好羡慕好羡慕。我想跟他走，他要我回家去，征求父母的意见，如果家长同意，他可以带我走……我回家跟父母说了，他们都不同意，我自己思想斗争很厉害。人，在关键时刻是要作出抉择的。我作出了自己的抉择，第三天，我就跟着这个僧人走了……”
　　“你家里同意啦？”
　　“没。他们到处找我。后来，我在五台山给家里打了个电话，那时我出家已半年了，想告诉他们一声，不用再找我了。哪料到，我姐她们追到五台山来了，我只好又跑。唉，出家的这种感受，在家人是体会不到的。我尽管作出了自己的抉择，但思想上还是有负担，还是有烦恼。山西、福建……全国的好多庙子，我都跑过了，汉地的出家人，年轻的，象我一样，都到处跑。跑东跑西，我找不到一条路，找不到一个真正适合我的师父。修行中，难免会出现一些境界，你问这个师傅吧，答非所问，问那个吧，话不投机。有的人，名气还不小，可对你修行中碰到的具体问题，他连边都摸不着……”
　　“咋来这里？”
　　“跟‘小上海’差不多吧。也是一种缘份，偶尔听人说起，有壤塘这么个地方，就跑到这儿来了。到了壤塘，听说色达有大法会，又跑去色达，呆了不到一个月，还是回壤塘。色达那里也很好，但我身体不适应，也许那里海拔更高一点吧，高原反应很厉害。再说，我是先到壤塘，先跟云登桑布上师结的缘，在这儿修行对我个人更适合一些。”
　　“对这儿的环境已适应了麽？”
　　“完全适应还谈不上，吃饭，就是个大问题，这儿常年吃不到菜，光吃糌粑也还不太习惯，毕竟还是凡夫麽，而且，人跟人之间的交流很少，是完全封闭型的……不过，这儿虽然苦一点，烦恼却比过去少多了，人感到很充实，很踏实。在汉地，感觉时间过得很慢，在这儿，时间过得特别快，每天在闭关房里闭关，好象还没坐多久，怎么又到晚上了？又要睡觉了？来这儿一年，这一年时间就象飞一样过去了……”
　　爱因斯坦创立了时间相对论，成为世界科学史上划时代的伟大创举。自然罗，要真的让人乘上接近光速的宇宙飞船来验证人的时间生命的延长，这在可望的将来还只是科幻小说或好来坞科幻电影的题材。
　　不过，若按佛法修练的效果来说，却不妨说古今中外的一些大修行者，已经在特殊的证悟境界中，实现了某种程度上时间场的变异或位移。“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此话虽不无夸张，却正是对躲进深山修练有成者的一个写照。清代小说《绿野仙踪》里的一个主人公冷于冰，当他修成不衰之体从山里回到老家看看时，他的儿孙辈都已是老太龙仲的白头翁了。当一个人的修持达到某种境地时，他在某种功能态里，对外界食物、水份乃至空气的需求会大大地减少，身体的新成代谢会极大地延缓乃至停止，于是，发生在常人身上的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的生理变化，在他身上也许只相当于一天两天十天半月而已！印度有的瑜伽大师能埋在地下一二十天，挖出来后复活如初，原因就在于他埋在地下的这段时间里，实际上是处于一种类似“冬眠”那样的停止一切新成代谢的状态里。曾有人提出“生命在于静止”的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说，恰是如此。据说把佛教密宗从印度带来藏地的莲花生大师，活了八百多岁才弃世而去，如此高寿，作为一个顶尖级的密宗修练大成就者，也未必不可能吧？
　　当然，也不可由此就简单地把寿命之短长作为衡量修持之成就的标尺。有的人不信佛不修行也可能很长寿，有的精进修行者也可能年纪不大就谢世了。但一般来说，通过学佛修行，人的身心会在原来的基础上得到改善，会活得更健康更长寿，这是没什么疑问的。
　　“你父亲还在部队吗？”我最后问他。
　　“不，他已从兵团病退回地方了。”
　　“你有那么多姐姐哥哥，他们在经济上帮助你一点麽？”
　　“不，我不向他们要钱，我不要他们为我操心。”

　　“嘭——嘭——嘭——”
　　此刻，正当我准备写写这位上海来的汪居士时，我的耳畔，仿佛又响起了他在壤塘那个供销社的房子里每天从早到晚磕头的声音。嘭——嘭——嘭……
　　去年底，我离开壤塘去色达、年龙及青海的班玛、西宁等地转了一圈回到上海后，曾照他留给我的电话号码，给他家里打过好多次电话，电话铃响，却从没人接……前几天，我按他写下的地址，实地跑了一趟，想看看他家里到底有人没人。那是新闸路上靠近静安寺的一幢新公房，在上海，这里属于比较好的地段。楼梯口装了一道大铁门，大铁门上装了一套对讲通话器，输入你要找的房间号码，待房主验明来者身份，铁门会自动打开。我输入了房号，对讲器发出一阵“嘀－嘀－嘀－”的回音，没有其它反应。试了几次，皆如此。看来，他家里真的没人。我正要离开，有个五六十岁的男子从里面出来。他关门时看了我一眼，用上海话问我找谁。我说我找某某房号的汪某某，三十多岁，戴副眼镜，您知道他家里有人麽？他想了想说，噢，那户人家好象都到外地去了。
　　看来我没找错地方。那么，汪居士，现在你在哪里呀？磕头磕完了吧？还在壤塘麽？……
　　这位年轻人的学佛之路很有意思。他的父亲，是个有几十年党龄的企业干部，用他的话来说，“是个毛泽东时代的干部”，五十年代末期，带头响应党的号召去了内地。在家里，对子女的教育向来正统得很。他在内地读完小学和中学，十年前，毕业于西安某大学理工科。乘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离开学校后他去几个开放城市忙碌了一阵子，在大家都忙着挣钱的时候，他的钱袋子一点不比别人干瘪，而且，时有更好的挣钱机会频频向他招手。他兄长在国家金融系统工作，充分沐浴着社会主义“金饭碗”的优越性。姐姐远嫁欧洲，跟老外去过真正现代社会现代人的日子了。以他这样的家庭背景和他的个人经历，何以会一次次跑到青藏高原最穷的地方去吃糌粑磕头？
　　我问他，怎会对藏密产生这么大的兴趣和信心？
　　“一切都是因缘。”他不愿多谈自己的经历。“世界上一切事物都遵循各自的法则，佛教也是这样。我姐姐从国外回来探亲，听妈妈说我到西藏去了，很不理解，也很失望，问妈妈我去西藏干什么？姐姐一直对我抱的希望最大……怎么说呢，各人走各人的路麽。我读过大学，而且学的是理工科，对佛教，我绝不盲目相信，我是在一些朋友和师兄弟的帮助下逐步踏上佛门及藏密这条路的……”
　　来壤塘，他已是第四次。头一次，是九五年十月份，跟几个人一起来的，来到壤塘后，没遇见云登桑布上师，但看到了上师的照片，他心中顿时升起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感。呆了几天，回成都呆了一个星期，他一个人又来到壤塘。这次见到了上师，他觉得自己遇上了一个真正的大活佛、大修行者，在当今时代能遇上这样的上师，实在是自己的福份。听说一个月后，上师要举行一次时轮金刚灌顶活动，他就给内地的朋友们拍了电报，报告了这一消息，后来有好几个道友都赶来参加了灌顶活动。
　　我记得贺老师跟我说过，他是九五年十一月来壤塘的，同行者有的受不了这儿的苦，想回去，没想到天上显现了时轮金刚坛城，把大伙都给镇住了，再无一人提一句要回去。我问汪居士，你看到天上显现的坛城没有？
　　“噢，看到了。”他说起显现在天空的坛城，语气平静，不象贺老师说得那样惊心动魄、扣人心弦。“很清楚。那一次，我们八个人，都在屋子里，听到外面的声音，就跑出去看看。时间大约两分多钟，然后，就象烟一样，慢慢地被吹散了。没想到拍照片。好几个人都带了照相机，但都是傻瓜机，扔在屋子里，真的要拍，也不一定拍得好，恐怕要专业的相机才行吧。‘眼见为实’，有的人过去不相信，这下子相信了。这就是神通麽，这就是智慧的显现麽。过去，米勒日巴显现过不少神通，莲花生大师也显现过不少神通。对觉囊派，外界不知道他们的神通，看他们一天到晚就是打坐念经，没啥啥。其实，照觉囊派的教法来修，可以修出很大的神通，所谓神通，就是内在的大智慧，时轮金刚最后怔得的果位，就是究竟成佛的果位。他们平时不显神通，跟他们的戒律也有关系。觉囊派戒律之严正是出了名的，他们圆满次第传承，一般只授出家人。”
　　我说，若修行宁玛派的大圆满，成就者临终时能虹化而走。
　　“我承认，虹化是相当高的成就，也可以说是最高的成就了。”话题一转到佛理上，他顿时性致勃发、充满机锋。“但各派传承的风格不一样，已经证得虹身成就的，死后也可以烧掉，留下舍利。米勒日巴证到那么高的成就，死后也是烧掉的。十六世噶玛巴，生前有一张照片，全身几乎是透明光蕴体，圆寂以后，也是火化的，留下无数舍利。你看这儿有许多塔，有庙就有塔，塔是存放历代高僧的灵骨和舍利的，它有象征意义，象征着法的不断传承和延续。藏哇寺著名的高僧多吉·桑布上师修定时，伺者进去，不见他本人，只有一片时轮光蕴身；更钦·笃布巴圆寂时，西沉的太阳停止了下降，河水逆向而流；还有一个高僧，圆寂时肉身腾空，在众目睽睽下飞向空行刹土……总之，我不否认大圆满、大手印都是非常殊胜的修法，但在觉囊派里，能成就时轮空乐双运的也确实很多很多。”
　　我请他就他所了解的觉囊派和时轮金刚为我作点介绍，他慨然应诺。
　　“大圆满、大威德、那诺六法等，在汉地传得较多，知道的人多，对时轮金刚大多不了解。在藏地，知道时轮金刚的人还是不少的。时轮金刚是极殊胜之法，时轮坛城对宇宙的描述、对人体各部位及气脉明点的描述，都极精确，依据时轮金刚可以推算出历法来，确实很了不起。时轮金刚最好的传承在觉囊派。从释迦牟尼到现在，它的传承从未中断，从未走样，这种传承的加持力是相当相当大的。觉囊派历来是个小派，其重要特点是注重修持，跟世间法不搭界，不受外界影响和干扰，这保证了他们法脉传承的完整清净。你若跟世间法一联系上，必然要为世间法服务，在世间的影响肯定大了，但法的完整清净能否不受干扰，就难说了。在觉囊派历史上，更钦·笃布巴甚至拒绝皇帝要他去京城说法的邀请，这鲜明地体现了觉囊派对世间权贵的态度。过去，有的书上甚至说觉囊派已经不存在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觉囊派跟世间法的距离有多远。
　　“一个教法、一个教派的存亡兴衰，总有一定的因缘，一个法王的出现，也有一定的因缘。觉囊派在历史上沉默了多年，依目前的因缘，它即将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知道。你看色达五明佛学院，十几年前只有几十个人，现在已发展到五六千人。色达的晋美彭措法王，是有授记的，几百年前就有授记。壤塘这个地方也是有授记的，更钦·笃布巴对它作过授记，后来它果然成为觉囊派及时轮金刚修持的圣地。冉那西日，也是有授记的，后来他也真的来壤塘创建了壤塘寺。有授记的高僧大德，确是不一样的。”
　　他又说：“西藏密宗，有大圆满、大手印、道果法、大威德、时轮金刚等多种法门。汉地知道红教、白教、花教、黄教的人不少，知道觉囊派的就不多了。在历史上，修持时轮金刚而获成就的，主要在觉囊派这一边。觉囊派的中心转移到壤塘后，修时轮金刚得成就的也不少。在藏地，藏密的高僧大德们对这块地方并非一无所知，噶玛巴八世弥觉多杰曾来这里和这儿的上师互相学习，宁玛派的巴珠仁波切、八邦寺的贡珠·永丹嘉措也来这里学过法。现在的时代，连外国人对时轮金刚也有一定的研究，有个叫杜前亚的，是意大利人，曾在西藏呆了不少时间，就写过一些介绍密宗包括时轮金刚的著作。在西藏，修时轮金刚的，死后容易往生香巴拉。西藏人，不管是老百姓还是出家人，都希望死后能往生香巴拉或邬金刹土等佛的极乐世界。西藏历史上有个高僧说过，最最容易往生香巴拉的教派，就是觉囊派。”
　　他作了以上介绍后，又说：“其实，觉囊派的传承，不仅有时轮金刚，其它各派的许多密法，包括最最好的口诀，这儿都有。能有缘来这儿的人，都是前世的因缘，你想想，若不是前世的因缘，怎会从上海、北京、广州、东北等那么远的地方跑到这儿来？对佛教没兴趣的人，不会到这儿来。旅游？这儿有什么好玩的？没什么好玩的！一路上那么难走，这儿的条件又那么苦，无缘的人在这儿一天都呆不下去。能来的人都是各种因缘的趋使，是相当了不起的。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时轮金刚灌顶，是西藏密宗里最好的一个灌顶，这是各派公认的，不管是格鲁派、噶举派、宁玛派，它们都承认时轮金刚是无上瑜伽部里最最难得的灌顶。最完整的一个时轮金刚灌顶，灌一次要七天，每天上午、下午，都灌几个小时，一个步骤一个步骤，非常清楚。你若能灌到这样的顶，那是太难得、太幸运了。上师在灌顶中给予你的东西，靠你自己来修，一辈子都未必能修得到。释迦牟尼在《时轮根本续》里说得很明白：灌时轮金刚顶者，上等根器者，即身成就；中等根器者，中阴身成就；资质最差的，七世之内也可成佛。我认为这是绝对正确的。”
　　他问我：“你想过没有？为什么现在上海、江苏、浙江修密的人不少？”不等我回答，他就说了：“在一九三几年，九世班禅，叫洛桑·曲吉宁玛，在杭州灵隐寺灌过一次时轮金刚的顶，到上海也来过，还有诺那上师等一些藏地大德也来这一带灌过顶传过法，这就播下了密宗的种子。哪怕你当时不修，金刚的种子播下了，菩提的种子播下了，因缘成熟时，就会走上这条道路，逃也逃不了。上海现在修格鲁派的、宁玛派的，都有，修觉囊派的也有，目前还比较少……”
　　有一次，他跟我谈起，佛教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我们今天所说的佛教，在释迦牟尼那个时代，还谈不上是一种宗教，那完全是一种智慧，它探究人究竟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带有朴素的古代哲学的味道，你读读古印度哲学史就可知道了。佛陀发现了生死轮回、因果报应这一规律，而且找到了对治与摆脱生死轮回的方法，那就是小乘、大乘、金刚乘等，这完全是一些智慧的东西。可悲的是，现在佛教在很多人眼里已成为一种迷信的东西，而且和一些外道混杂在一起，真假难辨。不仅佛教，还有基督教、天主教、道教，这些宗教的核心无不都是在探寻般若，也就是智慧，只是智慧达到的层次不一样，基督教、天主教、道教都没有佛教那么究竟、那么彻底而已。西方为什么那么发达，他们追求的是人天福报，活着要享受，死了可以往生到天界，天人的寿命可长达几千年至一万年两万年。但不管怎么说，天人也还是有漏的，根据因果报应，最终还要在六道里轮回。你看西藏的《中阴身度亡经》，那里面写得很清楚，前世后世，因果报应，一丝不爽。”
　　他说：“现在的人，‘眼见为实’，而他们所能看到的，实在短视得很，对佛教的真谛难以理解。去居士林看看，多是些老头老太，而且大多没什么文化，年纪轻相信佛教的不多，这一现象令人生悲。佛教是开发大智慧，在过去，在古印度，有文化、有地位的王太子们出家修苦行的不少，因为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经济上又有较充分的供养，有条件一心学佛修佛，容易修成。现在年轻人信佛的少，相信基督教、天主教的倒不少，好象是一种时髦，潜意识里，好象什么东西都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好。现在还有些年轻人，做生意的老板，对佛教未必相信，但他们到了庙里，也烧支香，磕个头，扔一点香火钱。这样的层次是最低的，但也好，也是功德，多少也为后世积累一点福田资粮吧。”
　　他建议我在壤塘多呆几天，可以看到学到不少东西。“这儿的不少僧人神通非常大，别看他们平时不显山露水的。告诉你一件真实的事，这儿有个小孩，是一个前世高僧的转世，他家里并不知道，有个高僧把这小孩叫来，问他：你的名字叫某某，是不是？他说是。你的妈妈叫什么，是不是？回答是。你的爸爸叫什么，是不是？回答是。你出生在什么什么时候，什么什么地方，等等，然后对他说：回去告诉你爹妈，你是某某活佛的转世。父母再陪小孩来，小孩给高僧献上一条哈达，磕几个头，这个转世灵童就这样认定了。这儿的好几个转世灵童都是这样认定的。这种认定，凭的是什么？凭的是高僧的神通嘛。他能够看见别人的前后世。你在这里多呆几天，一定会了解到许多外人不知道的东西，对自己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与教育机会。”
　　“我为什么要一次次到这儿来？”他说。“现在能跟这样好的上师学法，这种因缘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我一次次到这儿来，放弃了很多世俗的机会，你也知道，当今商品经济社会，是那种机会。而我在想，上师已经七十岁了，这种因缘，一旦结上，是最最宝贵的。真正的大成就者，一刹那就可看清他弟子的根基怎样，而且，还可以调校、超拔他的弟子，原来六十分的水平，他可以把它调校、超拔到七十分甚至八十分。我已经跟上师跟一年多了，以我的切身体会，包括对旁人的观察，我的上师就是这样的上师！这样的上师实在是很难得很难得的呀！”
　　我问他，还准备在这儿呆多久？按觉囊派的规矩，时轮金刚的圆满次第只授出家人，你是否打算在这儿出家呢？
　　他说：“这要看个人因缘如何了。修持佛法是长期的事情，需要培养福慧两种资粮，尤以树立起自己的菩提心，是最重要的，这是密法修持最根本的基础之一。另外，象出离心、正知正见，对上师坚定不移的信心，守持戒律，以及经常忏悔自己的业障等等，也都是非常重要的。汉地能海上师、陈健民上师成功的经验，可以给我们很多启悟。不管怎么说，汉人修持密法，要放弃很多东西，但我最终选择了这条我认为最好的道路。”
　　“你能走一条自己选择的路，这很好麽。”我很欣赏他的这种个性。在现代社会里，人的个性往往是被共性压抑的，就如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在一个半世纪前说的那样，在一个人想选择自己的职业前，社会早已把他的职业选择好了。还有什么比一个人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更好的呢？当然，一个人做自己想做的事，应该以不损害别人为前提。佛教的宗旨向来是发菩提心，慈悲为怀，自利利他，普度众生。他选择的学佛修佛之路对别人绝不造成任何损害，从法国大思想家卢梭“社会契约论”的角度来看，社会也完全应该容忍他的这种选择吧。”
　　夜里下过雨，我住的那屋子漏得厉害，盖的被子也淋湿了。我问他的屋子是不是也漏雨。他说还算好，两个地方漏，他用脸盆和饭碗接了一下，睡觉的位置没滴到水。听他轻描淡写的回答，好象屋子漏雨根本算不上一回事。我不禁想，以他的家境，原先的生活条件肯定是差不了的，现在能淡然吃这样的苦，可真不容易。
　　“在家里，电视看看，电话打打，吃得好，睡得好，人当然舒服。可是，在那种环境里能修得好麽？”他仿佛看出我的心思，依然用轻描淡写的口气说。
　　“密宗修到后来，哪怕你不出家，修到无上瑜伽部的阶段，你也必须长期呆在上师身边，至少要远离人群，那当然就比较苦了。”说到这里他微微一笑。“不过，苦还是不苦，不是绝对的，人的观念、感受是会改变的。过去，一讲到西藏，我就说，西藏怎么那么落后哇，没有文化，远离文明，生活在那儿的人太痛苦啦，可现在，我的想法完全倒过来了。去年我在这儿呆了两个月，回到成都，就觉得不舒服，反差太大了，回到上海，对繁华的都市经济那一套觉得越来越没味道。”
　　他又说：“对我过去比较感兴趣的现代科技，现在也有一种新的的认识。有一次，我向一个很有成就的噶举派上师请教：‘科学与佛教究竟是什么关系？’他回答我：‘就解释生死轮回这一点来说，科学根本没法跟佛教比。’确实是这样。科学已经掌握了怀胎、出生等‘出生技术’，但对人死后的‘死亡技术’仍一无所措。我又问：‘国内外不是有不少人用科学来解释佛教麽？’那位上师笑笑说：‘现代人的思想方法片面得很，他们认为，不是科学，就是迷信，在这样的情况下，说佛教是科学，也可以接受，但本质上科学的局限太大了，怎么能解释得通佛教呢？’我自己觉得，对科学，不该排斥，毕竟我们都受过高等教育，都是相信科学的，在一定的层面上，科学对佛教也可以作出一定的解释。但是，要用目前的科学来解释佛教中深层次的问题，确是困难的。人类是生活在一个三维空间里，科学也只能在三维空间里发生作用，而佛教所面对的，不仅是三维空间，它还囊括四维空间、五维空间，这就大大超越了现代科学的范畴了。象佛教中说的六道轮回，有的可能是在四维、五维空间里，有的可能是在三维空间的反方向，牵涉到正能量、负能量等等。当然，这只是一种概念性的比喻方式，未必十分准确。”
　　“智悟师的母亲去世后，上师为她念颇瓦经，她的头发掉了一大块，你看到麽？”我问。对常人来说，看灵魂看不到，看头发看得到，但念念经就能让头发掉下来，这种“力”就不是现代科学所能解释得了的。
　　“智悟师的母亲去世时，我没直接看到。那时我正住在这儿一个僧人家里，那僧人回来对我说：‘我死后如果也有上师和那么多活佛为我念经，那就太幸福了，如果能这样，我愿意现在就去死，那肯定可以去香巴拉了！’他虽是开玩笑说说，却反映了他的真实思想。这儿有个活佛，他的父亲死了，上师为他父亲念了颇瓦经，死者头上马上开了顶，这是一个在场的活佛告诉我的。死者的灵魂从这个洞里走出去了，这是没什么疑问的。”
　　从汪居士身上，我看到的是一个大城市里有文化有见解的年轻人，如何一步步走上学佛修佛之道的心路历程。今日世界，商品经济越来越发展，物质生活越来越富裕，人们的道德和心灵危机却也越来越加剧，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这位年轻人的心路历程对现代社会也许更具启示意义。
　　无可否认，这位年轻人有良好的家境，有正规的学历，也有立足于这个充满竞争和机遇的社会的能力和机会。同时，他的智力，完全正常；他的身体，健康挺拔；他的举止，谦恭有礼；他的言谈，逻辑严谨。一句话，这个年轻人不仅各方面完全正常甚至比一般正常人还要优越一点哪。我这么说他，是不是有点画蛇添足、不大恭敬？谁说他不正常啦？还要你来给他作鉴定？但我想，多说这么几句也许不是多余的。无可否认，现在社会上还有一些人对城市里的青年学佛修佛者（更甭说是年轻出家人了）带有一种偏见，以为不是事业失败、前途晦暗，就是家庭破裂、情场失恋，或者，生理心理上有这种那种毛病，要不然，好端端一个人干嘛要钻到那里面去（不直说“愚昧”、“迷信”就算是客气话了）？我这么说，正意在说明，他走上这条学佛修佛之路，完全是他个人的一种选择，或者说，是现代社会里的现代人寻找高尚的精神家园的一种探求吧。当然，这首先也是他跟佛学佛法的一种缘份，就他个人素质而言，实在是没什么可以挑剔的。确实，这位年轻人放弃了很多东西，你可以笑他傻，可以笑他愚，可以笑他痴，但是，扪心自问，当有的人日日沉溺于灯红酒绿同时为过度肥胖和无聊烦闷而惶然的时候，当有的人不择手段拼命捞取不义之财而精神上的过度紧张使他彻夜难眠时，对照对照这位年轻人，你不觉得他的精神境界上已经脱凡入圣高出你好多好多倍了吗？钱钟书先生的《围城》，写了城里的人想逃出去，城外的人还拼命想挤进来，这跟佛经里的一则故事倒很有相通之处：大火把一座宅院包围了，屋里的人根本没认识到危险的逼近，你劝他们快快逃出来，他们正忙于寻欢作乐呢……至于其它种种，神奇也好，荒诞也好，你信也好，不信也好，就如他所说，各人走各人的路吧。

　　前已说过，五个世纪前冉那西日在瞻巴拉山脚下盖起的壤塘寺，随着觉囊教法在当地扎根生长，一二百年里一个寺衍生成三个觉囊大寺，这三寺起先都统称壤塘寺，后为有所区别，人们渐次将后来盖的两个寺院称为措而吉寺和藏哇寺，而最早的壤塘寺则称为曲而基寺。今日中壤塘所见的这三个寺，论规模和在当地影响，当推藏哇寺居首，论历史渊源，还是以曲而基寺为先。五十年代末期，这三个寺院里几个世纪流传下来的大部分佛像、法器被没收，寺院几乎成了个空壳。至六十年代中期的文化大革命，横扫一切四旧，连寺院的空壳也被砸了个稀巴烂。比较起来，曲而基寺的运气似乎还好一些，它的一座年代最久远的小庙（据考证已有五百九十年历史），五十年代末期已被改作公社卫生院，它的一座大经堂，“文革”中被公社当做仓库，堆堆粮草和杂物，这样，里面的菩萨虽然都被一扫而空，但这一大一小两幢房子总算没被推倒。
　　我去小庙看过，这幢用泥土和石块垒成的建筑，经五六百年日晒雨淋而能留存到现在，也很不容易了。里面的菩萨是新修的，墙上的壁画好象也是新绘的，头顶天花板上的图案班驳陆离，看上去倒是旧的，大概当年公社卫生院的医生够不着，没用铲子铲掉或用石灰刷掉吧。
　　大经堂我去了好几次，门老是关着。后来一打听，才知道曲而基寺的当家活佛谢让严木参上个月刚去世，寺里忙着为他办丧事，到现在四十九天忌日还未满哪。
　　乡小学副校长大洛跟我说起，当地小学入学率很低，尽管乡政府已实行了罚款等制裁手段，仍收效不大，后来他们聘请了一个当地很有名的活佛当学校的名誉校长，请活佛出面动员乡民送子女上学，这招还管用，有些乡民不敢不听活佛的话，就把孩子给送来了。这个活佛，就是曲而基寺的谢让严木参。大洛说，谢让严木参的前世是个大活佛，当地老百姓对他很尊敬，他对我们学校的工作也很支持，每年“六一”，学校排了文艺节目，请他来看，他都来，可惜，今年“六一”他来不了了，他是“六一”前一个星期死的，才三十四岁。
　　他才三十四岁就去世了？我很吃惊。
　　“是呀，才三十四岁。”大洛说。“不过他们活佛对生死看得很淡，觉得时间到了，说走就走。前两个月我碰到他时，对他说，今年‘六一’，你也别忘了来学校看节目噢，他只是笑笑，却没点头，他心里什么都知道啊。你看他那么大的个儿，身高一米八十，又高又胖，可是死了以后，缩得象个娃娃一样……”
　　“缩得象个娃娃，这是你亲眼看到的麽？”我更吃惊了。
　　“咋没看到，这儿的人都看到的嘛，就是上个月的事麽。”副校长以为我有点不相信他的意思，急急申辩着说。
　　其实，我倒不是不相信这位受过正规师范教育的教育工作者。我早已听说，按宁玛派传承的“大圆满”法修持得大成就者，临终会出现身体缩小乃至虹化现象，这在藏地已是不争的事实。色达五明佛学院所在的喇荣山里，自从藏密大成就者敦珠仁波切在这里修成光身，继他之后，在他的弟子中也有十三人临终时虹化而去。直至本世纪五十年代，藏地有些寺院里还供奉着前辈高僧去世时留下的缩成一二尺高的真身，其硬如铁，敲上去会发出金石之声。在“文革”浩劫中，庙宇、菩萨尽被捣毁，前辈祖师真身亦难逃脱厄运。因此千年一劫，从今后再有临终身体缩小者，一般都不再留下，以免今后若干年再受侮辱损毁。我感到惊异的是，过去以为，临终虹化或身体缩得很小，是专修“大圆满”才会出现的瑞相，而且，那一定是极其希罕之事，跟常人离得很远很远；没想到，修“时轮金刚”临终也会现此瑞相，而且，就发生在不到一个月前，就发生在我脚下站的这块地方！而且，这位死后缩得象个小娃娃的活佛，圆寂时只有三十四岁！
　　这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有机会时，便想进一步了解这事的详细情况。在“小上海”和“小西安”那里，我也问过。“小上海”说：“火化那一天，我们都去看了，两个人抬一顶轿子，谢让严木参活佛已经缩得很小很小，就坐在里面，那轿子小得很，抬的人肩上也轻得很，象他平时那么大的个，如果不是缩得那么小，根本就放不进去。”
　　“活佛活着时身高有一米八十，体重有二百斤，又高又大，身体壮得很呢。”“小西安”补充说。
　　“他火化时穿的什么服装？”我问。
　　“他身上裹了一层又一层，就是喇嘛穿的那种红袍子。”“小西安”对当时场景记得清清楚楚。“他头上戴了个五佛冠，把头都罩住了，一直搭到肩膀上。”
　　“那就是说，他的脑袋也按比例缩小了，是不是？”
　　“那还用说，全身都缩得很小很小麽。”“小西安”又补了一句：“其实，他自己早就知道要走了，四月份是释迦牟尼佛成道的日子麽。”
　　我还想去谢让严木参活佛生前所在的曲而基寺问问，就设法请了一个在当地作小买卖的噶尔玛作翻译，找着了曲而基寺的老管家。这位管家五十八岁，八岁出家，是个修了整整五十年的老喇嘛了，以藏地佛教戒律之深入人心，我相信这个出家五十年的老喇嘛不至于用假话来糊弄一个真心的问道者。老管家说，谢让严木参知道自己要走，早已将寺院里的事情交待得清清楚楚，他从马尔康医院出来后，就坚持要回家（回寺），我们说服他在县医院再治疗修养一下，我们总希望他能把身体养好麽，再说他毕竟才三十几岁呀。在众人劝说下，他在县医院继续住下了，身体也好象好一点了，可突然间，说走就走了……他去世后，身体缩小很多。缩多大？喏，缩成这么大（他用手比划着），大概一米高吧。原来个子是很高大的。哪一天去世的？五月二十几号吧。到现在四十九天还没完。而后？而后要把他的舍利子供奉在寺庙里……
　　我最后对管家说，能看看你们的大经堂吗？前几天我来过，门老是关着，进不去。
　　“可以，可以。你等一下，我去拿钥匙。”
　　他走开一会儿，拿来一串钥匙，带我从曲而基寺的边门进去，让我在里面转了一圈，噶尔玛也陪着。大经堂里供着释祖、观音和觉囊派的祖师及本尊菩萨，房梁上悬挂着许多五彩经幔，四周墙壁上绘着色彩浓烈的佛祖本生故事图，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藏香的芬芳。在昏幽的光线里，有几尊摆在经堂侧面高处一尺来高的佛像，因为栏杆隔开，没法靠近，看得不很清楚，但听说极有来历，一尊更钦·笃布巴的佛像，是自己飞到这寺庙里来的！还有一尊绿度母的像，有时肚子里会发生声音跟你说话！
　　这座大经堂的历史，已有好几百年了，史无前例的“文革”中，亏得人民公社已将它辟作了堆放粮草农具的仓库，厚实的泥木建筑才没被“破四旧”的狂浪推倒，至于经堂里的佛菩萨，则早在“文革”前两年的“四清运动”中就已被扫地出门了。那时，谢让严木参还是个两三岁的小娃娃吧？几十年过去了，被驱赶出去的佛菩萨（包括飞来的更钦·笃布巴和绿度母的像），又回到了原先的位置上，大经堂又恢复了以往的面貌，当年那个两三岁的小娃娃已成了这里的主持。可是，说走就走，一米八的大高个就这么走了。这不能不让人感慨世事的无常……
　　几天后，当我告别中壤塘再次来到壤塘县城时，还特地去了县人民医院，寻访谢让严木参活佛在这里留下的足迹。住院部在二楼。临近中午，在挂着“医士办公室”小木牌的房间里，有五六个穿白大褂的医生正在聊天，从肤色脸相看，藏汉参半。我向他们打听谢让严木参活佛逝世前后的情况，医生们你一言我一语，都知道谢让严木参活佛来住过院，也都知道活佛是夜里死的，但怎么死的，他们没看到，可以找当时的值班医生问问。
　　楼上楼下我兜底跑了个遍，没找到那天夜里的值班医生。下午我又去，把那天夜里值班的石医生找着了。巧得很，那天夜里跟她一起值班的另一个男医生也在。
　　谈起谢让严木参，石医生对这位有点特殊的病人印象深刻：“从九五年起，谢让严木参来我们这儿住过几次院。这一次，比较严重，”她边说边翻阅着住院部的病案记录，“是从五月四日住进来的，病症是肺部感染。他到马尔康去复查过，怀疑是风湿性心脏病，回来后，他自己提出想回去，我们建议他继续住院治疗。五月二十三日夜里，突发心肌梗塞而死。”
　　我问石医生，能把病房记录给我看看麽？
　　她点点头，把《护士逐日报告表》递给了我。
　　我翻到五月二十三日那一页，上面写着：

　　病员白天到外活动，精神可，一切均正常。在夜间3点（AM）突发心肌梗塞，立即给氧，呼吸呈间断性，心跳杂乱，逐渐呼吸停止。于3：30（AM）宣布临床死亡。死因：突发心肌梗塞。

　　以下是值班医生石某某的签名。
　　我问两位医生，谢让严木参死的时候模样如何？
　　“半夜里，石医生来叫我，说病人看上去不对头，”那位男医生跟我说，“我马上和她一起进去，只见谢让严木参坐在床上，头朝前垂着，我们将他轻轻一推，他就倒下了。”
　　“他刚死亡时，脸部无任何痛苦状。”石医生说，“一切症状，都属正常死亡。”
　　从两位医生的叙述可以看出，谢让严木参活佛是坐着去世的，他选择了没有旁人在场的时候，不受打扰地、静静地离开了这个娑婆世界。
　　两位医生说，谢让严木参是壤塘县人大常委会委员，县里对他的死很重视，死后大约五天火化，县里出动了八部车，很多县领导都去了。
　　你们看到谢让严木参死后身体可有什么变化吗？我问。
　　“他死后，我们马上通知了他的寺院。”医生说。“寺院里马上来了人，给他盖上了红色的袈裟，把医院的白尸布拿掉了。然后，我们就看不着了。第二天上午十点，寺院的车子将他拉回了中壤塘曲尔基寺……”
　　如果说，前世后世、六道轮回对一般人来说会觉得过于玄乎，那么，人死后身体缩得很小，至少从外观上看，就象念颇瓦经令头颅开顶落发一样，也是一个十分明显的物理现象了。有的人可以不相信他不能直接看到的东西，可对于发生在眼前的明明白白的物理现象，总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吧？他怎么用他所信奉的科学常识来解释这一现象呢？如果用科学常识无法解释或根本解释不通，而有人告诉他，其实佛学佛法早就对包括这一现象在内的宇宙和生命的本质作了十分完满的解释，那么，这会不会促使他换个角度对佛教的本质作一点新的思考呢？
　　在壤塘县城，我曾拜访过县政府宗教局局长德木衮，向这位五十几岁的国家干部讨教有关宗教方面的一些问题。话题转到不久前去世的谢让严木参活佛身上。德木衮告诉我，他跟谢让严木参活佛很熟悉，这不仅是他当了宗教局长后工作上的接触，四五年前，那时他还在当县文教局局长，谢让严木参是中壤塘乡小学的名誉校长，在当地威信很高，对教育工作很支持，他跟活佛的关系那时就很好了。谢让严木参的遗体火化那天，很多县领导出席了火化仪式，他不仅作为活佛的朋友，身为县宗教局局长，当然更要到场。他说，谢让严木参的遗体放在一个塔窑里，底下放了整整一卡车木柴，很多人围着看，火点着后，天上忽然飞来两只老鹰，一只白色，一只黑色，在塔窑上空盘旋几圈，然后往西飞去。很多人都说，老鹰往西飞，这表明谢让严木参往生到西方去了。
　　我对德母衮说：“请你不要作为宗教局局长，而是作为你个人，回答我的一个问题，你相信不相信谢让严木参活佛往生到西方去了？”
　　德木衮说：“往生不往生我不知道，作为受党教育多年的干部，当然要相信无神论，但是天上飞来两只老鹰，一白一黑，这是我亲眼见到的，这事确实有点不寻常，因为当地没有白老鹰啊，而且这两只老鹰个儿很大，比平时见到的老鹰大得多，肯定不是本地的，不知是从哪里飞来的……”
无独有偶，据联合国新闻记者报导，1981年11月，噶玛噶举派（白教）的十六世噶玛巴活佛在美国圆寂后，遗体运到锡金的德隆寺荼毗，当白色的烟云袅袅升腾时，有三只从西藏高原上飞来的雄鹰在噶玛巴圣体上空盘旋三圈，然后又从原路飞回。当时在场的人都十分惊异地看到了这一奇特景象，学识渊博的喇嘛说，这是一个预兆，预示了十六世噶玛巴活佛将往西藏转世。十多年后，根据十六世噶玛巴活佛死后数年才被找到的遗嘱，西藏楚布寺果然在昌都地区寻访到了噶玛噶举派最高活佛的转世灵童。
　　大约在谢让严木参活佛去世前后，在甘孜色达和在果洛班玛等地，有几个高僧圆寂，也出现临终肉身缩得很小的瑞相。
　　甘孜州色达县洛若乡洛若寺，有个吉旺老喇嘛，农历二月去世，死时呈吉详卧式，身体缩小到一米左右。吉旺老喇嘛死后一星期，洛若寺寺主罗珠旺布对别人说：既然吉旺堪布已走了，我在这儿再住下去也没什么意思了。说毕，老人结跏趺坐，手持铃仵，无疾而终。罗主旺布寺主在世时身材魁梧，身高一米八，死后也缩得不到一米。喇荣五明佛学院和洛若寺都在洛若乡范围内，相距不远，两位老喇嘛相继去世，五明佛学院不少人都去看过。
　　色达县霍西乡的秋恰老喇嘛，是喇荣五明佛学院院长晋美彭措上师的金刚兄弟，在乡里办了个昌明佛学院，摄收弟子几百人。霍西乡离开五明佛学院约有一百多里。秋恰老喇嘛四月去世，消息传出后，五明佛学院有不少人赶去看望，大家见老喇嘛死时呈坐姿，肉身缩得只有一肘高，都万分敬佩。秋恰老喇嘛是修苦行的，他死后屋子里的全部财产，加起来不会超过三十块钱－－－－只有一口破锅和几块石头而已！有人说，他是真正的米勒日巴化身啊！
　　上述三位老喇嘛临终肉身缩小，是我离开壤塘再次来到前年我曾去过的五明佛学院后，亲眼目睹者告诉我的确切见闻。
　　离开色达进入青海，在果洛州班玛县县城大桥旁，我拜访了正在监造祥秋曲尔登塔的喔才活佛。喔才活佛六十一岁，他的本寺是离此百里之遥的卡昂寺，他父亲的转世艾伯活佛九四年圆寂时，身体缩小到只有半尺高。我问陪同的班玛县统战部长宗山和宗教局长丹保：“你们看到没有？”丹保说：“当时很多人都看到啦，他的一个弟子用双手轻轻托着他，就象托着一个婴儿似的，他的胳膊肘只有那么长！”边说还边叉开拇指和食指比划给我看，“只有一寸长！”
　　喔才活佛见我问得很仔细，跑开了，拿来一个纸包，打开一层又一层，最后一层纸打开，里面包着一块蚕豆大小的东西。他很小心地将这块东西拿给我看，哇，这块东西，原来是艾伯活佛火化后的一块脊椎骨！我仔细观看，它的颜色是灰白的，形状跟一节脊椎骨完全无异，火焚后骨面上一个个小孔清晰可见，可它是那么细小，简直还没一截指关节大呢！等我看完，喔才活佛又把它一层一层小心翼翼地包了起来……
　　在班玛，听江日堂白扎寺的门吉日活佛说，不久前，青海黄南州泽库县的华尔敦活佛圆寂了，死后身体缩小到只有一尺高……
　　我的这趟高原之行，从壤塘到色达到班玛，听到了一连串有关谢让严木参活佛、吉旺活佛、罗主旺布活佛、秋恰活佛、华尔敦活佛等活佛高僧临终肉身大大缩小的事例，到后来，我倒觉得自己在壤塘咋听到谢让严木参活佛死后身体缩小的消息时，会那样惊诧，很有点少见多怪了。不妨说，这一系列事实，不仅显示了佛法的不可思议，同时也证实了佛法的真实不虚吧。

　　藏哇寺实行分设金刚上师制已近两个世纪。自从阿旺·群佩嘉措（1788－1865）被藏哇寺寺主、博学多识的晋美南甲（1790－1837）选定为藏哇寺首任金刚上师，至今日主持藏哇寺寺务和修法传承的云登桑布（1928－）上师，已是这所寺院的第十任金刚上师。
　　寺主的位置依然保留，也依然享有十分受人尊敬的地位，寺主的产生，也依然以活佛转世的方式沿袭下来。今日藏哇寺的寺主，是由阿旺·丹增南杰活佛转世而来的阿旺活佛。
　　在同一所寺院里，既有实际主持寺院寺务的金刚上师，又有寺主即寺院名义上的一把手，从世俗的角度看，这岂不是一种双轨制吗？两者之间是怎样的一种关系？能不能把寺主看作是国家主席或人大委员长那样的名誉性首长？而金刚上师则可视为国务院总理那样的实际领导人？自然罗，任何类比都是有缺陷的，更甭提用世俗的眼光来看待非世俗的宗教寺院了。要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想，最好的办法还是找到寺主，让他自己讲讲在寺院中所处的地位、所起的作用。
　　不过，要找藏哇寺的寺主，还真不好找呢。找了几次，从寺庙大经堂找到他家里，不是说他到几十里外的草场为牧民念经去了，就是说他被当地谁谁谁请去做佛事了，或者根本就不知他去那儿了，反正阿旺活佛很少呆在家里……
　　关于阿旺活佛的传说倒是听到不少，都说他念经特别灵，哪家死了人，请他去念个经，有的死者当场就开了顶，这意味着死者肯定已领到了往生香巴拉的通行证了。在四川彭州关口九龙镇，当我头一次听智光说起一个汉女子死后被念颇瓦经念得头顶正中头发掉下来时，我惊讶得不得了。而在这里，人们早已见怪不怪。当然，也不是人人死后头顶都能开个洞，只有象云登桑布上师和阿旺活佛这样的大修行者才有本事做得到。好些人还告诉我，阿旺活佛打的金刚绳也特别灵，你把阿旺活佛打的金刚绳挂在身上，保你趋吉避邪，没有哪个鬼怪幽魂敢来骚扰你。前几年，当地有个年轻人不相信阿旺活佛打的金刚绳会有那么大的神力，他想试一试，就把活佛加持过的一根金刚绳套在一头山羊的脖子上，然后拿一把散弹猎枪对着山羊开了火。轰一声巨响，山羊应声倒下了。可是，枪管里的烟雾还没散尽，那头山羊却摇摇头站了起来，抖抖身子，身上居然没一处受伤的。那年轻人大骇，逢人便说不得了不得了，阿旺活佛是真正菩萨转世！
　　一天傍晚，我请多尔吉再陪我去找找阿旺活佛。
　　“听说阿旺活佛去草场了，不在家吧。”多尔吉说。不过他还是答应再陪我去活佛家走一趟。
　　太阳快落山了，金色的夕辉，将藏哇寺的一幢幢泥屋涂抹得一片金黄。走了一段黄泥路，又从一大片金色的泥屋旁穿行而过，最后来到阿旺活佛家门口。就象法王云登桑布一样，阿旺活佛的住宅也非常简陋，也是一幢跟周围其它土屋没什么两样的土屋，若没人领路，你即使来过一两趟也未必能把它认出来。
　　多尔吉小声对我说：“活佛回来了！”
　　只见一个戴眼镜的老喇嘛，拄着根拐杖，正慢慢地走着。他似乎刚从很远的地方走来，有点累，快走到门口了，没马上往屋里走，而是停住脚步，在土墙外的一根圆木上坐下来，象要休息休息再进屋。他个儿不高，头发两鬓略显灰白，额上皱纹深刻，身上穿一件镶有黄绶条的红棕色藏袍，两臂裸在外面，脚上穿一双手工缝制的藏皮靴。他在直径一尺多的圆木上坐下后，仿佛出于习惯似的，从脖子上取下菩提木捻珠，随即手捻念珠，默默念诵。
　　有两个过路的乡民，看到了阿旺活佛，赶紧走过来，恭恭敬敬地跪下向活佛顶礼膜拜。活佛以手掌为这两个乡民摩了顶，又念了一小段经。两个乡民站起来，再次躬身致礼，然后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我请多尔吉向阿旺活佛表达了我的来意。活佛点点头，往屋里走。我和多尔吉便跟着进去。虽然天还没全黑，屋里却黑洞洞的，朦朦夜色早已提前溢满了屋子，把眼睛拼命睁大，勉强才把落脚处看清。
　　跟阿旺活佛上了楼。活佛坐下后，点燃一支蜡烛，屋子里顿时有了光明。屋里的东西，跟这儿的乡民喇嘛一样，简单得很，一张床铺，一只火炉，两个木柜，以及各种各样的佛像和法器。凭屋里的陈设，你也绝对猜不到住在这屋里的是一个拥有一千几百名僧人的大寺院的寺主。
　　我向阿旺活佛献上了哈达。
　　阿旺活佛往我手心里倒了些橙黄色甘露水。我将带有藏红花香味的甘露水一半喝了，一半浇在自己头上。多尔吉伸出一只手，请活佛也赐给了一些甘露水。他把掌心里的甘露水全喝了。
　　活佛慈祥的目光看着我，使我感到全身温暖。他通过多尔吉的翻译对我说：“你有什么问题，现在可以问。”
　　我问活佛，你能否讲讲，觉囊派有什么独特的与众不同的地方？
　　“关于各宗派之间的分歧，按规矩来说是不适宜多讲的。”活佛说。“释迦牟尼佛当年讲了八万四千法，这八万四千法是根据众生不同的根基与条件而讲的，就象我们今天许多人要到西藏拉萨去，各人经济条件不一样，条件好的可以乘飞机去，条件稍差的可以坐汽车去，实在没钱的只能步行去，但只要能到达拉萨，结果是一样的。总之，八万四千法都是释迦牟尼佛说的，适应了众生不同根基的不同需要，不能说哪个法好哪个法不好。又象一幢几层楼的房子，一楼是好的，二楼也是好的，都是房子嘛，只是层次上高低不同而已，至于层次上到底有哪些不同，在这里就不详细说了。”
　　活佛又接着说：“至于对每个人来说，选修哪个宗派为好，这取决于每个人无始无量劫以来积累的习气以及对哪个法的兴趣浓厚一些，由着这种习气，会把你推到某个宗派里去。其实各宗派的分歧，从本质上说，是没什么差别的，都是释迦牟尼佛一个人讲的，都是为了了脱生死、脱离六道轮回，达到佛的究竟果位。这就是佛陀所讲的一切法的根本。释迦佛过去还说过：世俗针对于我，我不针对世俗。他的意思是说，他讲的这一切法（主要指戒律方面），传到后世，世俗的不少人会感到约束，有人会说我们为什么非要守你制定的这些戒律啊？释迦佛说，这不是我跟你们作对，而是你们自己也认为这样做法不对，我只是根据你们的需要，制定了这种戒律，绝不是我一个人要统治你们。比如，要戒”十不善“，要戒杀、盗、淫、诳等等，若有两人打架，一人把另一人杀了，这两人中，有没有谁自己想死啊？若两人中一个人自己想死，这就说明我这戒律订错了，若两个人谁都不想死，这就说明我这戒律没订错麽。释迦佛是这么讲的。总之，一切宗派、教法等等，归根到底，他们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另外，觉囊派提倡实修为主，是在显宗闻思基础上的修，没有闻思，那也是不行的。不管是觉囊派还是其它教派，都是这样。总括来说，整个佛教共有四大宗派，即一切有部、经量部、唯实部和中观部。在藏地，又有八大教派的区别。不管哪个宗派，都要先闻思，然后在闻思的基础上去修。在我们觉囊派历史上最出名的一些上师，象更钦·笃布巴、多罗那他、阿旺·罗主扎巴等等，也都是先闻思，再实修。如果说跟别派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他们往往会修出一些跟别人不一样的境界，而且在实修阶段，要隔断跟外界的一切联系，这也可以说是觉囊派的一个特点，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吧。”
　　我问阿旺活佛：“作为一个居士，如果想学觉囊派的法，能不能学？怎么修？”
　　阿旺活佛回答：“觉囊派的法是很密很严的，除了出家人，一般不让进入觉囊派闭关的行列。对居士，如果想学修觉囊派的法，可以提供一定的方便，也能修出一定的成果，但最后的结果，跟出家人比，多多少少不会那么完整和圆满吧。还要指出，显宗注重佛陀所讲的三藏十二经，强调对佛法僧三者要具备永不退转的信心，这是显宗最重要、最起码、最不可缺少的根本的东西；你若进入密宗的话，就不同了，密宗是以上师为主的，把上师放在一切的首位。显密之间最大的区别也就在这里。不是说显宗不注重上师，显宗也注重上师，但不象密宗那样把上师摆到那么高的位置上；也不是说密宗不重视三藏十二经，密宗也重视三藏十二经，但认为一切法的精髓来源于上师的传承。”阿旺活佛言毕又说：“我要说的就这些了。在理论上，深奥的问题我不懂，比我懂得多的人多得很。你如果想了解有关觉囊派的事迹啊、故事啊，我倒还可以跟你说说。”
　　我很高兴。我想，对大多数读者来说，也一定有兴趣更多地了解一点发生在这块东方香巴拉圣土上的种种事迹吧。我请阿旺活佛先谈谈他自己的经历。
　　活佛娓娓而谈，一口气讲了十多分钟，听他谈笑风生的语气，那一定是一篇很精彩的故事吧。可是多尔吉的翻译，只有一二分钟，恐怕打了不小的折扣了。多尔吉翻译说：“活佛出生在一九四五年南木达区的日龙乡，那里是属于宁玛派的地方，后来藏哇寺把他认定为转世活佛。从八岁起开始学习藏文，十岁开始闭关，进入六支瑜伽和生圆次第的修行。三年后出关。十四岁时壤塘解放了。因为他年纪小，长得也小，地方干部对他不太在意。十九岁时，上头强迫当地僧人毁坏寺庙，如果你不肯毁寺，就要把你抓去劳改。曾经有人诽谤他是带头毁寺的人，活佛说，他们怎么说我是无所谓的，当时的心情只有他自己和上师知道。”
　　活佛又带着感慨说：“那是在六四年，‘文革’还没开始，中壤塘本来是对佛法非常虔诚的地方，对佛的信心也非常坚固，可是在整个壤塘县，象这样大规模毁寺的行动偏偏在中壤塘最厉害！过了这一关，二十二岁左右，有一回偷偷到一户人家去念经，这次可糟了，被人发现，狠狠批斗了一顿，毒打了一顿，左手臂被一个年轻人往后面狠狠一拗，疼痛钻心，将骨头拗折了，直到今天，左手臂的活动仍不太灵便，永远都恢复不了了。腿上被毒打的部位，伤得也很厉害，后遗症一直留到今天。为什么把我斗得那么厉害？是因为红卫兵把我在寺院里的地位排得太高了，同时把我划进了地富反坏右的行列。后来，对我的迫害慢慢有所放松，我便暗中依止阿旺·罗主扎巴上师学习佛学理论。在当今时代，可以说没有第二个人象上师那样精通理论的。在阿旺·罗主扎巴上师身边学了几年以后，我有幸成为上师最慈爱的一个弟子。并不是自己理论学得怎么好，也不是自己修持得怎么样，只是由于自己尊重上师，一切听从上师的安排，对上师的教导一一坚决做到，由此得到上师无比的慈爱。另外，从我八岁起开始教我的一个老师，对我影响也很大，他是个很平常的老师，一直带着我学习经文，到我二十一二岁，‘文革’开始的时候，他仍然跟我在一起，我在戒律上从没犯什么大错，跟这位老师的功德是分不开的。”
　　我问活佛，他的这位老师叫什么名字？
　　“晋美。”活佛回答。一说起这位平平常常而又教育他多年的晋美老师，活佛言语间充满深深的敬意。
　　“他还在么？”
　　阿旺活佛摇摇头，那位可敬的晋美老师已不在人世了。
　　“十三四岁时，五八年，叛乱，五九年，解放，那时在南木达建立了一个叫和平委员会的机构，”活佛又说下去，“有十个地方头头，做当地思想工作。第二年，在壤塘也建立了一个和平委员会，把我也叫去做思想工作。还算好，因为自己只有十四五岁，人长得也小，把我关了半年就释放了。没什么好说的了吧？噢，六八年的时候，在这儿的合作社里，又被关过十八个月……”
　　听活佛用不愠不恼的口气回顾那段非常的岁月，不能不令人感慨万千。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里，普天之下，左祸难逃，青藏高原再高，经济再落后，交通再不方便，也躲不过那一重又一重来自上头的劫难啊。
　　“不过，我为什么会成为今日壤塘藏哇寺大名鼎鼎的大活佛？这跟我在‘文革’中受到的批斗也不为关系呢。”活佛又带着点自揶说。“藏地解放前后，虽然我已被取了这么个名字，但由于我人小，又处在那么个时期，一般的人对我都无所谓，到了‘文革’时期，我的活佛名号成为斗争的靶子，凡开批斗会，总要把我拉上去批斗一番。由于我的家庭出身没有背景、没有靠山，只有一个母亲跟我一起过活，批斗我这么一个没有背景、没有靠山的人，不管哪一派都没顾忌，想怎么批就怎么批，想怎么斗就怎么斗，想给我头上戴什么帽子就戴什么帽子，这使我成为当地挨批斗最多的人之一。政策开放以后，事情一下子倒过来了，由于当初批斗我时在我头上戴了那么多大帽子，现在反而把我提了上去，让我当上了藏哇寺的寺主。说实在的，我有何德何能？……”
　　直来直去，一点也不拐弯抹角，典型的高原藏民风格，阿旺活佛的坦诚和自谦，不能不令人敬佩。
　　“我刚才跟你说的这些，都是些不太符合佛法的事情。”活佛表白说。“因为你要我讲讲我的经历，我就讲了这些，虽然不太符合佛法，但也实在没什么别的可说了。另外，政策开放以后，以及政策没开放前（那时只是秘密地），乡里有谁家死了人，要做什么佛事，我就去死人家里念个经，做场佛事，这跟我上面说的不是一回事，这里面有上师的教授、传授，我也以自己的信念、信心去做，这同上面说的不要混杂。总之，我上面说的这些，多是些跟佛法无关的事，但也都是实事求是的事，不带一句假话。”
　　听说阿旺活佛不仅平时比较难找，而且比较寡言，除了为人念经做佛事，说话不多，更很少向别人谈他的经历。我暗自庆幸，活佛今晚谈兴不错，给了我这么一个难得的机会，让我聆听到活佛对他自己的经历尤其是在艰难岁月里某些遭遇的回顾。活佛的话说到这里，我以为今晚对活佛的访见大概要结尾了，但心里还觉得意犹未尽。我小声问多尔吉：“你帮我问问活佛，他能不能从寺主的角度上，谈谈寺主与金刚上师之间是怎么样的关系？当然，你把话尽量说得婉转些。”
　　多尔吉面有难色：“这个，这个问题恐怕不大好问吧？”
　　这时，阿旺活佛忽然问我：“你想不想听我讲讲我的金刚上师阿旺·罗主扎巴的事迹？”
　　阿旺·罗主扎巴是藏哇寺第九任－－－－也就是今日觉囊派的法王云登桑布上师的前任金刚上师，听说在修持和著作上都很有成就，但由于他生活在一个特殊的时代，他的生平事迹，除了他的亲近弟子，外界很少知道。能听阿旺活佛讲讲这位带点神秘色彩的人物，我是太高兴了，赶紧点头。
　　“如果你想听，我可以讲讲我亲身经历过的阿旺·罗主扎巴上师的功德和他与众不同的事迹，如果你不想听，那我就不说了。”
　　“想听，想听。”我大声回答，惟恐这位讲话正讲在兴头上的活佛可别一下子改了主意。
　　“那好吧，我就向你讲讲阿旺·罗主扎巴上师与众不同的功德与神通……”活佛说到这儿停顿了一下，“今天晚上，你可以听到我平时很少说的这些事。除了今天晚上，明天我也没空了。明天，有谁想听这些事迹，哪怕献上多少金银财宝，我也没空了。”
　　在正式讲述阿旺·罗主扎巴的事迹前，活佛的开场白，一层层铺垫，铺垫到这一层，不仅极有力地烘托出这一题材的重要性，也很明显地带点“卖关子”的味道了。我再望望活佛，他那张被烛光映得黑里透红的脸，脸上的表情是严肃的，嘴角上却泛着笑意，那意思不是分明在说，你心里想些什么，他都知道，故意在吊吊你的胃口呢。这让人觉得，除了直爽和坦诚，老人的性格中还有他小小童趣的一面，这倒使活佛更富于人情味了。
　　“说起阿旺·罗主扎巴，大家都称呼他精通显密两宗。”阿旺活佛清清嗓子，坐直身子，正式开始了他的讲述。“我自己理论水平不够，所以我无法谈论他在显密理论上的造诣，我只能讲讲我直接经历的他在预言上的一些具体事迹。刚才我已说了，我从十几岁起进入了阶级斗争的时期，饱受折磨，我能活到今天，完全要归功于上师的功德。上师的慈悲和平等心，体现在他完全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我是亲身体验到这一点的。我的家庭出身很低微，没有任何背景和靠山，全家就我和母亲以及我的一个很平常的老师，三人生活在一起。可上师对我就向对别人一样，从来没有看不起我。在上师的弟子中，有能干的，有不能干的，有修得好的，有修的不怎么样的，而上师对所有的弟子总是一视同仁。这是上师的功德。
　　”上师数次对我们弟子说：‘现在的政策和局面，今后会平静下来，当然，在我这个时代，不会发生这种变化，但到了你们的时代，一定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改变现在的政策和局面。’我当时年纪还小，从我比较懂事起，受到的就是共产党的唯物论教育，看到的就是毁寺谤佛、强迫僧人还俗的‘革命行动’，我以为，解放后的新社会就是这个样子的吧，只要共产党存在，这种政策和局面就要存在下去，就好象你烧了一堆火，它自然就是烫的麽！共产党怎么可能改变对藏传佛教的极端排斥态度呢？可是，上师圆寂没几年，政策果然就变了，开放了，局面大大改观了，我们也都得到了翻身。现在回想上师当年的预言，我那时还不大相信，此刻对我的心灵真是一种很大的刺激。
　　“上师那时还对我说，到了你们那个时代，政策一定会变，局面一定会平静下来，你们将会感到那个时代还是可以的，但是，在佛法上要恢复到旧社会那种程度，那也是不可能的。上师当年讲的话，现在一一都显现在我们眼前。这可以说是上师的一种未卜先知的神通表现吧。如果阿旺·罗主扎巴上师还在的话，他是属猴的，现在的阿旺路成是属蛇的，他俩相差三岁，阿旺路成有个弟弟，跟阿旺·罗主扎巴同岁，如果罗主扎巴上师活到今天，也就是阿旺路成弟弟那样的年龄吧。当上师说今后政策和局面会变的时候，我曾经想过，如果今后真有那么一天，可上师您已经不在了，这一切不等于零吗？我多么希望上师能长久驻世……”
　　好象要回答我刚才想问又没问的问题似的，活佛又接着说：“另外，还有一件事，我应该讲给你听，阿旺·罗主扎巴上师曾经多次对我讲过，到了以后，你对宏扬佛法不会起很大的作用，你这一辈子主要就是在乡民中间搞搞佛事活动，完成你的一生；但是云登桑布就不同了，他今后会大量地宏扬佛法，对弘法会起很大的作用。在这一点上，你俩的差别是相当大的。当时我还年轻，听了这话，心里有点不服，他是人，我也是人，为什么他能做到的事，我就不能？为什么我就不能为宏扬佛法作出更大的贡献？我记得很清楚，上师对我讲这话讲过不止十次。有一次，当上师又讲到今后将由云登桑布来宏扬觉囊派的教法时，我问上师：‘为什么我不能做到？我也要做到这一点！’上师说：‘这是你前世业力的显现，是不能改变的。’确是如此，一切都是由业力控制的，当我在‘文革’中一次次挨批斗毒打，感到受不了了，想跳楼跳河自杀时，由于业力的影响，就是实现不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极端政策，上师说，这也是由众生的业力所显现的，无法改变，但当着众生的这种业力消失以后，它自然也就改变了。上师的预言一一被后来的事实所验证，这说明上师已具备了宿命通，所以明了一切事情的前因后果。我要说的，都说完了。”
　　阿旺活佛说完了，听众的心里却久久难以平静。阿旺·罗主扎巴果然不简单！他虽是个高原穷山沟里不问政治、远离政治的出家人，却把变幻莫测的社会政治看得那么清清楚楚！不仅漠然看透当前社会无理性的残忍疯狂，还冷眼洞察到今后国家政策的纵横走向……相比之下，当年吃够了那个疯狂残忍时代苦头的现代人，而今又有多少人能真正从无理性的重重阴影中解脱出来？
阿旺活佛如此坦言他的上师关于今后将由谁来宏扬觉囊教法的预言，也很令人感动，使人看到了一个真正修行者的光明磊落的胸襟。以他和阿旺·罗主扎巴上师非同寻常的关系，他完全可以向一个汉地来的采访者讲讲他们师徒之间这种非同寻常的关系，这定有助于提高他在外界的声望，这也将为他带来实际的利益。可他和盘托出的，却恰恰是完全相反的人所不知的佐证！其实，以他的修持之力和他在当地乡民中的崇高威望，他为宏扬觉囊教法所起的作用也不算小呀。而且，作为藏哇寺的寺主，他也完全有资格有能力在今天的形势下发出更响亮的声音。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多年来，他默默地、不辞劳苦地几乎把自己全部精力放在为当地乡民念经做佛事上，他以这一实际行为，让他的金刚兄弟能更放开手脚致力于宏扬佛法的大事－－－－他心甘情愿地这样做，除了他确有这方面的特长，在更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他牢牢记住了阿旺·罗主扎巴上师对他的教诲吧？未见阿旺活佛前，我还多少以世俗之见，揣测寺主与金刚上师之间是不是国家主席与国务院总理那样的关系？见到了日落时分拄着拐杖一步步走回家的阿旺活佛，又听了他的这番谈话，我才明白，佛法的慈悲与利他性，并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要你实实在在的付出，若只在嘴巴上叫叫，跟某些流行的什么什么主义还有什么两样？不容怀疑，阿旺活佛，这位拥有一千几百名僧侣的大寺院的寺主，当他天天拖着有病之躯奔走乡间为老百姓念经做佛事时，他哪里在乎什么寺主不寺主的名号啊……
　　夜色已晚，在活佛家打扰的时间不短了，也该让活佛早点休息了。临走，我想起有关阿旺活佛打的金刚绳的种种传说，抓紧时间问了一句：“听说活佛打的金刚绳加持力非常大，有人不信，把您打的金刚绳套在山羊脖子上，用猎枪打山羊，结果山羊一点没受伤。不知是不是真有这事？不知您自己是不是听到这个传说？”
　　活佛听了我的这个问题笑起来：“这个我不知道。关于我的传说多得很，有人说我好有人说我不好。有的人说，阿旺活佛打的金刚绳会飞行走动，具有什么什么样的功德啊等等，这都是他们加上去的。也有人说，阿旺活佛已经还俗了，偷东西，戒律不清净啊等等，这也是他们加上去的。其实我既不是好的，也不是坏的，我实事求是地告诉你，我只是一个中等的人，不好也不坏。我也只能这样对你说。如果我告诉你我打的金刚绳真能挡住枪支弹药，那我的名声马上会高上去，可我根本不需要这样做。如果我说我打的金刚绳挡不住枪支弹药，这对我的名声也不会造成什么其它的影响。”说完了，活佛又笑。
　　“能把你今晚对我谈的这些发表出去麽？”我最后征求活佛的意见。
　　“不管是我今晚谈的，还是别人的事迹，你写作发表时都要做到实事求是，千万不要把对方压得很低。我读过一些书，读过一些传记，象《马克思传》我也读过。读了马克思的传记，按那本传记所写的来分析，马克思这个人自身是一个具有嫉妒心的人。从这本书我体会到，你写传记，不管是写自己的还是写别人的，都一定要实事求是，不可压低对方，抬高自己。不仅是写书，在平时生活中，我们也该做到这一点。”
　　活佛读的《马克思传》，想必是在伟大领袖号召全党全军全国读马列的年代里译成藏文的吧？今晚访谈以活佛对马克思的独特评价结束，妙哉。

　　千百年来，藏密大成就者米勒日巴（1040－1123）修行成道的故事广泛流传，在藏地几乎无人不知。传说米勒日巴逝世后在灶下留下一小片方的迦西迦布和一块蔗糖，用小刀割开那糖块和布，糖块和布马上又恢复成原来大小，不管你分割多少次，都割不完。在后藏僧人桑杰坚赞所著的《米勒日巴传》中这样写道：“把这些糖和布分散给了众生。众生受领后，有病的立即痊愈；苦恼的解除苦恼……那糖和布，世世代代相传下去，受用无穷。”
　　时至今日，很多人肯定是把这糖块和布的故事当神话看待的，若哪位虔信者说这未必不是真的，旁人一定会说：既然世世代代割不完，你把这米勒日巴留下的糖和布拿给我看看！
　　《米勒日巴传》成书于十五世纪末，在米勒日巴去世三百多年后，桑杰坚赞为主人公作传时这糖块和布是不是还在？作者没有点明。对今天来说，这一点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块糖，一片布，割开以后，又能恢复原样，别说几十年几百年地传下去，哪怕它有一次能恢复原来的样子，也足够让现代人目瞪口呆！
　　米勒日巴是今日壤塘藏哇寺等地僧众最尊崇的高僧大德之一，尽管米勒日巴作为噶玛噶举派的第二代祖师爷，跟觉囊并非同一个教派。重视实修苦修，这也许是两者之间最大的共同点。
　　苦修实修，便容易得道证果，在现世的显示，有时便成所谓的神通。米勒日巴是个大成就者，神通广大，几乎无所不能，呼风唤雨，翻于掌背之间。历来觉囊派的很多大成就者，更钦·笃布巴、多罗那他、杰瓦僧格等等，也都显示过实实在在的大神通。
　　今日壤塘的觉囊派，既得时轮金刚千年不断的传承，又按觉囊的传统苦苦修行，不少僧人修出大大小小神通（世俗社会或称其为“特异功能”吧），也自是题中应有之义。在这儿，我也有意无意中听到不少这方面的传说，比如，说某个喇嘛行住坐卧皆可入定，某日塞柴火入炉灶时，忽入定中，手掌被火烧焦亦不知觉，出定后，以法力将焦掌恢复如初；某僧不吃不喝入定数日，其弟子惊恐，告他人，一同道入屋视之，揣其一脚曰：你还不走麽？坐者脑袋往前一搭，坐化矣，该同道遂走至野外，以三昧之火，自焚而去；闭关房中，有阳光从一小孔射入，成一光柱，一僧人将披巾解下，搭挂于光柱上而不坠下……对这些传说，未加详察，也就姑妄听之。
　　佛教并不一概反对显神通，在两千五百年前的释迦牟尼时代，释迦佛对听众说大法时，有时毫间放光，天降花雨，以此来增强演说的效果；对有的顽固不化者，释迦佛也先以神通震摄，令生敬畏之心，而后再以佛法教化，收事半功倍之效用。在藏地历史上，活佛高僧修得大神通者比比皆是，也不时以神变手段来教化众生，如噶玛噶举派祖师玛尔巴素以大神通著称，一只母鸽被鹞子吓死，玛尔巴为了向弟子显示“夺舍大法”的运用，入定后将自身神识移进死鸽，那母鸽顿时活了，拍打着翅膀要飞走，而他的坐身已鼻息全无，就象死了一般，弟子害怕了，赶紧祈祷，只见母鸽一下子又跌倒在地，而玛尔巴则活了过来。
　　但一般来说，佛教不主张显神通，因不合时宜地显神通，会影响别人对佛教的正见，同时也会阻碍修行者自身证道得果层次的提高。本世纪曾亲受藏地密宗灌顶并依法修持的英国学者约翰·布洛菲尔德，在其著于六十年代的《西藏佛教密宗》一书中，将修持密宗获得的神通称为“超常力”，他不失公允地指出：“超常力不受重视的原因是为了修持这一切而作出的有意努力会分散教徒那具有无限报赏的解脱之追求的注意力。此外，这些能力一旦被获得之后，便可以变成收益的来源，那些拥有这类能赢得财富和名誉手段的人会冒被彻底分散其追求的注意力之危险。”
　　这也就不难理解，当我请多尔吉找些人来谈谈他们所见到的上师的大神通时，他很严肃地对我说：“这个不大好吧，上师不让我们显神通、讲神通……”这儿是藏语世界，离了他这个汉语通，我还真有点寸步难行。
　　但我无意中得知，就是这位言不谈神通的多尔吉喇嘛，前几年也曾亲身感受了上师神通带给他的恩惠。
　　那天，智悟和丹碧尊妹蒸了馒头，煮了稀饭，请贺老师和我一起吃晚饭。正好多尔吉来找贺老师，两位尼姑请他一起吃，他就乐呵呵地坐了下来。他饭量挺大，一只馒头，没见他怎么嚼，三两口就吞了下去。我说：“你挺能吃的。”他笑笑，以手抚肚：“出家前我吃得还要多呢！现在天天打坐，胃口小多了。”
　　我问他，“闭关时你吃什么？”
　　“吃糌粑。”他说。“有酥油的话，再加点酥油。”
　　“一天吃多少？”
　　“一天吃一顿，一顿一大碗，大约一斤左右。”
　　“嚯，你闭关时吃得也不少啊。”
　　“每天就吃一顿麽。那时候，三年闭关，到第三年，我口粮吃完了，上师送了我一袋糌粑粉，别人送我一大块酥油。我依然一天一顿，一大碗糌粑，加一点酥油。后来酥油吃光了，我就光吃糌粑，当时也没想什么，就这么一直到闭关结束。等我出了关，上师给我的那袋糌粑粉还剩半袋，还有二十几斤。我忽然觉得这事有点怪，一袋糌粑粉，五十斤左右，一大块酥油，二十三斤，要说平时吃的量，当然是糌粑粉吃得多，酥油吃得少，一袋糌粑粉，最多两个月就吃完了，二十多斤酥油倒是可以吃上半年。可为什么酥油早吃完了，这糌粑粉却老是吃不完啊？我忽然明白了，这是上师给的东西，是上师的无量功德啊，他知道我从青海来，当地没有亲戚，闭关时没人来接济，所以，他就让我的这袋糌粑粉始终吃也吃不完啊……”
　　出家人不打诳语，此话出自喇嘛多尔吉之口，没人会猜想他是在编故事，何况他无意中说起这袋吃不完的糌粑粉时，并没想到要跟我谈上师的什么神通，他只是实实在在地讲述了几年前闭关时遇到的一件怪事。
　　这件怪事，难道不正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米勒日巴传》所记载的那两块割不完的糖和布并非空穴来风吗？真是佛法不可思议。大成就者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但你不能不承认，事实虽不可思议毕竟还是事实，而且，它有时离你离得那么近！
　　当多尔吉无意中讲起那袋吃不完的糌粑粉时，他想都没想到要把它和上师的神通联系起来，这正是很多大成就者神通显示的实质所在－－－－即，不是为显示神通而显示神通，那只是大成就者以佛法的慈悲心关怀他人时，他的超人智慧与法力的自然流露和显现。云登桑布上师跟我谈话时，不就明确表示他不欢迎那种为求点神通而来学法的人吗？为求神通而学法修法，一旦修出了一点神通，那不为显示而显示才怪呢。为显示而显示，目的何在？“天下熙熙，利之所趋”呀！你没看到某些“气功大师”以他的功夫赚了多少钱财啊！以“功夫”治病救人，本无可非议，但若以此为赚钱乃至发大财的资本，跟佛法的精神就相去太远太远了。若根本没什么功夫或只有一点雕虫小技而偏要冒充什么“大师”、“大德”唬弄别人，那岂不就是一个更加不入流的骗子了吗？
　　我去找了贺老师，问他在这儿除了多尔吉，还能不能找到别的藏汉翻译。贺老师说，健阳活佛的汉语水平比多尔吉还强，但他去成都了，还没回来。他问明原委后，叫我甭担心，他可以另外找个人来，比不上多尔吉，但翻个大概的意思还是可以的。
　　贺老师对“神通”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学佛者追求神通、热衷于神通，是不好的，容易走到邪路上去。但对汉地的很多人来说，从小接受的是无神论和现代科学的教育，而且现代社会总体上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这种教育体系和社会共识告诉他的东西，有些他也未必能够直接看到，但他能够接受，例如，科学家说河水里有很多细菌和微生物，银河系之外还有很多象银河系一样的宇宙成分，他就深信不疑，尽管他的肉眼既看不到水里的细菌和微生物，也看不到银河系外的银河系。但你若跟他说，二千五百年前，佛陀已在定中看到一滴水里有十万八千虫，整个宇宙由三千大千世界组成，他就没法理解，那时又没显微镜和望远镜，怎可能看到水里的微生物和银河系外的银河系呢？从根本上说，他不相信人的潜能的超常力量，也就是不相信人的自性（自性即佛性），这并不奇怪，因为他没这方面的体验。一个人若把他的自性充分开发出来了，也具备了释迦佛这样的能耐，那他自己不也就成佛了嘛。对现代人来说，你最好让他看到、体验到某些“不可思议”东西，明明不可能有的，却实实在在的摆在那里，明明不可能发生的，却偏偏发生了，只要不是真正的花岗岩脑袋，他会改变对佛教的偏见。佛是什么，不就是彻底的觉悟、彻底的明白麽！贺老师第一次来壤塘时，无非想来学点气功，长点功夫，请上师给自己看个病什么的，哪想到自己会留在这儿出家呢！是那天出现在空中的五个太阳构成的时轮坛城，使他的有些想法一刹那间从根本上改变了……
　　贺老师找来一个十一岁的小喇嘛，名叫丹果，老家在阿坝州金川县观音桥，小学读到三年级，汉语讲得还不错。他是去年来这儿出家的。
　　又把几个喇嘛找来开了个小型座谈会，年纪都不大，但出家的资历都不算浅。冬青也给请来了。我按新闻报道的几要素提了要求，时间、地点、人物、原因、经过、结果，都要尽可能交待清楚，既不夸大，也不缩小，总之，一定要实事求是。因为几天前已跟冬青聊过半天，是老朋友了，我就请冬青带个头，先说说。
　　“那是好几年前的事了。”冬青说，丹果翻译。“我们一共有八个人，去上壤塘那儿挖泥，用来制作菩萨。那儿有个山坡出黄泥，有韧性，作菩萨比较好。山坡上早已有个大洞，我们就钻进去洞里，把黄泥刨出来。我们正坐着休息的时候，上师身边的两个人急急忙忙跑来了，说是上师讲的，要我们赶快出来，别挖了，有危险。我们就都出来了。这时，我想起还有工具放在里面，背篓啊，铁锹啊，等等，就叫另一个人和我一起进去，把工具拿出来。我俩刚站起来，没走几步路，就听轰的一声，洞顶塌下来了。好险哪，如果人在里面，那就被压在下面了。”
　　“这个山洞还在麽？”我问。
　　“在。”
　　“背篓、铁锹后来拿出来没有？”
　　“没有。洞塌了，根本进不去了。”
　　冬青开了个头，贺老师帮着作引导，于是你一言我一语，那几个喇嘛也谈了他们自己亲身经历或直接了解的几件事。
　　一个喇嘛曾跟云登桑布上师到成都去过。他说，那次在成都，有一天几个弟子到市里去玩，上师没去，他们从市里回来后，上师对他们说，今天家里的厕所垮下来了，还好，人没压死。过些日子，他们回到壤塘，知道了前些时候发生的事，那一天，果然有个厕所塌下来了。那厕所筑在村里比较高的地方，共有三层，有个外村来这儿灌顶的小娃娃在蹲坑，突然，厕所的墙体跟屋顶分开了，一阵轰隆响，稀里哗啦，整个厕所一下子塌了下去。小娃娃猛地掉下去，大块的墙体石头坠下来，压在他的身上，人们闻声跑来，那大石头两个人都抬不起。几个人一起用力，总算把大石头搬开了，以为小娃娃不压死也至少压个重伤。谁知小娃娃爬起来拍拍身上的泥，一点也没受伤。小娃娃惊魂未定地说，刚才厕所轰隆隆塌下去的时候，忽然有个象影子一样黑黑的人，一把抓住他，把他放在地上了。小娃娃后来又说，昨天晚上，他看到有一团白的光在跑，他出于好奇，用石子扔，那团光就飞到天上去了……村里人都说，那个救小娃娃的黑黑的影子，是上师的护法啊！上师在成都知道家里要出事，就派他的护法来救那个小娃娃了……至于那团白的光是怎么回事，他们没说，我当时也忘了问。也许，那小娃娃不该用石子扔那团光吧？让他吓一大跳，没准正是对他的一种警诫。但他毕竟年幼无知，又是从外乡来的客人，所以，有惊无险，当他遇到危难时，上师还是救了他……
　　他们又说起村里的一个小娃娃，那时还只有七八岁，有一次云登桑布上师被请到他家里去念经，大人都正襟危坐，跟着上师小声念，他年纪小，一个人在地上玩，拣到一颗图钉，是从墙上掉下来的，不知好歹，放进嘴里，居然吞下肚去！家长急坏了，要送他去县医院开刀。上师对家长说：“去县上，要跑那么远的路，颠也颠出病来了，叫小孩坐我边上吧，没事。”他为小孩作了加持，然后对孩子说：“娃娃你要听话，坐我边上不要动，不然你会死掉的。”小孩就坐在上师身边，一动不动，不哭也不闹。第二天，小孩屙屎将图钉屙出来了，大家都松了口气……
　　“这娃娃今天还在麽？”我问。
　　“在。就在村里。”
　　“今年多大啦？”
　　“现在已十几岁啦。”
　　他们又告诉我一桩发生在今年的事，主角也是一个七八岁的娃娃。那小孩跑到山坡上去玩，坐在一块大石头上。高原的天，说变就变，突然刮起阵阵狂风，要把小孩从石头上吹下去。小娃娃一开始吓呆了，眼看要被狂风卷走，情急之中，他想起云登桑布上师，就拼命叫喊：“上师快救我！上师快救我！”顿时，他看见上师从空中飞来，一把将他架起，送到靠边风吹不大到的地方……丹果讲完这件事，还向我解释说：“上师从空中飞来，那是用了分身法，上师听到那个小娃娃在大风中喊救命，就用分身去救了他。”
　　也许，因为请来的这几个喇嘛大都年纪较小（冬青已是其中的年长者），所以他们谈论的，也多是些儿童少年的事情。但“童言无欺”，这些事情的真实性也就更加靠得住吧。他们又讲到一个名叫喔山洚措的少年，去年才十一岁，一个人想跑到西藏去拜佛，夏天，他背上一袋糌粑，就偷偷地出了门。家里发现他不在了，很着急，就让他哥哥去追他。他哥哥三十岁，是个出家人。喔山洚措年纪虽小，胆子可不小，晚上也不停地赶路。天黑得很，几乎伸手不见五指，他走着走着，忽然一个趔厥，摔进了一个水塘里。他两手乱扑乱抓，身子却越来越往下沉，冰冷浑浊的泥浆水，快要把他吞没了。这时，他心里产生了一个念头：云登桑布上师会来救我的。随即大声叫喊：“上师救救我。”他刚发出喊叫，黑暗中就有一只结实有力的手拉住了他的一只手，把他从水塘中拖了上来。救他的正是他的哥哥。他哥哥后来回忆说，黑夜里，他忽然听到耳边有云登桑布上师的声音，叫他快去救他弟弟，然后，他也不知怎么回事，突然就闻到水塘特有的水草味，又听到有人在泥浆里扑通扑通的挣扎声。眼前什么也看不见。他蹲下身子，伸出手，马上就有一只小手触到了他的手心，他就把他弟弟拖上来了……
　　“有一年，上师去青海讲经，有人陪上师一起去。”一个喇嘛又说开了。“到了青海，那人接到家里来的电话，说他爸爸要死了。他很着急，想赶回去，还不知能不能跟爸爸见上最后一面。他又觉得为难，陪上师出来没几天，任务还没完成呢，真不好意思开口。上师看出他有心事，就对他说：你爸爸不会死，你不要着急！他想既然上师这么说，总不会错，也就把心放下了。等他完成了在青海的事情，回到家里，他爸爸果然还活着。三天以后，他爸爸去世了。”
　　“你说的这人，是个喇嘛麽？”我问。
　　“不是喇嘛，是个居士。”
　　“多大年纪？”
　　“四十岁左右。”
　　“叫什么名字？”
　　“叫顷枚栋栋。”
　　“是干什么的？”
　　“是做点生意的，喔，他还是支部书记呢。”
　　“是乡里的支部书记？”
　　“不，是村里的，村里的是支部书记，乡里的是党委书记哪。”
　　“对，对。是你们村的？”
　　“是日则村的。”
　　在这里，在这全民信佛的地方，党支部书记信佛，并没什么奇怪。支部书记，当然比一般的乡民见多识广，上师外出，让他陪行，也是用其所长吧。
　　“有个青海来的大喇嘛，他本人的修证也挺好。”这是冬青在说。“在青海，他的名气不小，不少老百姓常请他灌顶，家里有点什么事啊，有人生病啊，问问他，他的回答总是很准。他有个弟弟在我们这儿。那次他来这儿，见了上师以后，一个劲地往后退，旁人问他为什么，他说上师很了不起，身上在冒火，他不敢靠近。”
　　“为什么上师身上会冒火？”
　　“那是上师的护法，马哈噶拉护法，很厉害的。”
　　“你们能不能看到上师身上在冒火？”
　　“修行好有神通的都可看到。上师在大草坪上给大家灌顶的时候，灌一个顶，就会显出一个本尊的像，那次显出了时轮金刚、观世音、大威德金刚、绿度母等好几尊本尊像，你若神通大一些的话，还可看到六道里的非人也来听上师讲经灌顶呢！”
　　“闭关时，在定中能看到外面的东西，很远很远的都能看到。”丹果说。“不过上师规定的，这个不许对外面说。”
　　这时，贺老师说：“象他们说的这些事，在这儿多得很。我们武汉一起来的人，有人给上师拍的照片上，上师全身在放光，还有的照片，上师身后显出一个观音菩萨像。”
　　我想起前年我去色达五明佛学院时，给晋美彭措法王拍的一张照片，照片上有一大片红色的光晕，笼罩在法王身畔，很为照片增添了一点朦朦胧胧的神奇色彩。不少人乍看到这张照片，往往不假思索地说：“漏光漏光。”可当他们仔细听说了这幅照片的拍摄经过，以及了解了相机、胶卷、暗盒有无可能漏光的情况后，他们也无话可说了。我毫不怀疑这红色的光晕跟照片上的主人公肯定是有某种关系的。我只是弄不明白，为什么普通照相机能拍出人的肉眼看不到的东西来？
　　贺老师又说：“你们还记得吗，去年我们在一起打坐的时候，青岛来的那个宋飞，忽然发现丹碧尊妹身旁的杯子里，结了一朵冰雕的莲花，他不是还问吗：‘你杯子里哪来的莲花呀？’后来我们把这杯子里的莲花拿去给上师看了，上师说：‘好，好！’他还夸丹碧尊妹是个‘真修行’哪。”
　　宋飞前几个月离开壤塘去了色达，我后来在五明佛学院碰到过他。小伙子曾在壤塘被狗咬了一口，一开始找了根棍子，转来转去，要找那条咬他的狗报一口之仇。后来找不到，想想也就算了。他对在这儿得到的灌顶学法充满了真挚的怀念。
　　“喔，有一次上师在大经堂里念四大护法经，不是连白酒也结出冰花来啦！”一个喇嘛接着贺老师的话说。那次念护法经，他们有二三十个喇嘛参加。念经前先往一个小盆里倒了些白酒，这是给护法的供养，传说四大护法凶猛得很，喜欢喝白酒。等他们念完经，发现小盆里的白酒结出珍珠状的花蕾，十分美丽。他们没往白酒里加过水，照理说，白酒是不会结冰的，更别说结出那么美丽的花蕾来了……
　　【在此简单解释一下，藏地护法很多，大凡神山圣水及殊胜之地，多有护法守护，守山的护法即人们俗称的山神，藏地最厉害的四大护法，通常是指格萨尔王护法、马哈噶拉护法、丹姆金护法和热乎喇护法。】
　　这到底是一个神话的世界还是一个现实的世界？
　　此时，在这海拔三千五百多米的青藏高原上，在这跟一千年前的土屋没多大差别的土屋里，当我置身于一群潜心修行的小喇嘛中间，听他们讲述着发生在他们身边的故事时，我觉得自己似乎失去了现实的时间感。就在几天前，被老牌帝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霸占了一百年的香港回归它的祖国了。一百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百年沧桑，百年巨变。一百年前，香港还只是中国南方一个贫脊的渔岛；一百年后，香港已成为排在世界最前列的自由贸易城市。可在这儿，别说是一百年，就是一千年，又有多大的变化？变化也有，那搁在乡政府地上的那只白色的锅形电视卫星接收器，也让人感受到一点现代社会的气息。但这儿一切的一切，更让你觉得这是一个神话和现实交织在一起的世界，让你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一个时间刻度被定格在久远过去的年代……
　　喇嘛们的你一言我一语，不足以描绘出他们共同的上师－－－－今日觉囊派法王云登桑布上师实际修证已达到的十分之一。以上师的修为之力，在有些时候，他的神乎其神的事迹确实已远远超出了现代科学所能解释的范畴。不过，从喇嘛们这些零零碎碎的描述中，你也可以看得很清楚，上师从来没有为“显示”而“显示”他的任何神通。因为他已修证到那种地步，有些事情还没发生，他已有所预见或预感，只是为了弟子的安全，他才提前向弟子发出了警告。还有的时候，他在定中突然看到他的弟子在百里千里之外遭到了危难，于是，在可能的情况下，他以自己的分身出手援救……对一个修证已达到这种程度的成就者来说，他做的这一切，对他自身来说是很自然的事。佛法的大慈悲心，已融化在他的日常行动的每一步中……
　　所以，你不可因此就以为，这些喇嘛是在向你描述一个神通广大、高高在上的奥林巴斯山上的神。不是的。在日常生活中，觉囊的法王云登桑布上师是一个很平常很平常的人。他住的屋子，是跟当地喇嘛、乡民住的一样的小土屋，土屋已盖了多年，逢到天下大雨，屋顶也会漏水。他吃的东西，是象当地乡民、喇嘛吃的一样的食物，青稞加酥油，就是他一年四季的主食。他平时穿的衣服，也是很普通的已穿了多年的喇嘛袍。他尊敬老人，爱护小孩，在老人和小孩面前，常常更多地显现出他富于人情味的一面。他乐于助人，出手大方，常尽自己所能帮助那些穷得连青稞酥油也吃不上的人。他为乡民摩顶念经，从来不看对方是不是给他供养。前几年，有一次他去马尔康开会，有人听说他是从壤塘来的，就向他打听，云登桑布上师来了没有？他说来了。问他是不是云登桑布上师的弟子？他微微一笑，点头称是……这也难怪，能有资格参加阿坝藏族自治州召开的佛教会议者，各县大喇嘛大活佛多是乘吉普车去的，而且大多衣饰比较象样，哪象他呀，是坐长途班车来的，身上的衣服又那么旧……难道他买不起或雇不起吉普车麽？难道他不知道吉普车爬山比班车快得多麽？不，他几乎把自己的全部财产都用于刻印经书了，这笔钱足够买五辆十辆国产吉普车了！
　　若要说他在日常生活中跟旁人有什么不一样，那就是他比别人辛苦得多，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每天临晨三点钟，天还漆黑漆黑，就起床了，供佛，做早课，念经，念咒，为僧众讲经说法，处理寺院事务，接待僧俗来访，等等，一直忙到半夜或将近半夜，睡上三个小时，新的一天又开始了……还有，他和别人的不共之处，就是他的文化和智慧确实比别人高，多才多艺，几乎无所不能，不仅佛学经典娴熟于胸，对世间的新事物新知识一点不陌生。擅书法，能用竹笔写一手好字，是藏地出名的书法家，尤其他写的那一手漂亮的古藏文，今日懂得的人已不多了；通音乐，各种法乐器，笛、号、锣、鼓等等，无一不会，还教弟子如何使用；懂建筑，从设计到木工，样样在行，多年前还自己雕刻过小佛像；会干铁匠活，藏哇寺现在的两个铁匠就是他把着手训练出来的；精医道，能为人把脉诊病、详察病理；就连缝制帐篷、藏袍、藏靴的针线活也干得象专职的裁缝一样出色！
　　正因如此，他的众弟子从日常的春风雨露中直接感受到上师的慈悲和伟大，他们怎么不会对他发自内心地崇敬得五体投地呢？
　　小活佛卓马迦有一次这样表达他对上师的无限崇拜：“尊重上师，是不打任何折扣的，如果上师叫你跳河，哪怕你跳不过去，你也必须跑到河边，脱掉你身上的一切，跳下去！”
　　罗珠彭措活佛说得更加干脆：“上师对我们的恩德不可思量。上师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哪怕上师叫我把从小到大就很珍惜的生命献出来，我也决无二话！”
　　还有个名叫牛洚的老人，六十一岁，是八年前从马尔康来这儿的，一辈子既没出家，也没成家，他天天从早到晚在这儿的转经廊里转经桶。这儿的转经廊又多又长，一条连一条，曲曲弯弯，一头进，一头出，转一次要化不少时间。我问老人，你把这儿的全部经桶转上一遍，要多长时间？他说转一次大约一个小时，他一天要转十遍！八年来他就这样天天不停地转不停地转。我又问，马尔康不是也有转经桶吗？他说：“马尔康没有云登桑布这样好的上师！在全世界任何别的地方，恐怕都找不到这样了不起的上师了！”

　　终于找到了健阳活佛。
　　他比我想象中的还年轻，粗粗一看，那张光润清朗的脸蛋上似乎还带着太多的孩子气；他的普通话比我想象中说得还流利，若光听他说话的声音语调，你根本猜不出说话者是个土生土长的藏族人。
　　在青藏高原上，能象多尔吉喇嘛和健阳活佛这样说一口流利汉语并熟悉佛学专用术语的藏族同胞，实在不多。我不禁拿他和多尔吉比。除了两人都能说一口普通话，他和多尔吉迥然不同。多尔吉壮实强悍，不仅身体象铜浇铁铸一般强壮，性格也很倔强，虽然他早已不再跟人打架斗殴，性格的棱角也早被多年出家修行磨得差不多了，但当他和汪居士就哪个佛理进行辩论时，那犀利的话锋仍让人体察到他内心中有一股咄咄逼人的气势。健阳活佛则温文而雅，不仅略显文弱的中等身材跟多尔吉成一鲜明对比，尤其是他的言谈举止，很有一种从容不迫的绅士风度。而当他那双清澈似水的眼睛望着你时，你会觉得他的全身好象无形的光那般透明澄净。
　　健阳活佛全名阿旺·更噶健阳乐住，七十年代中期出生在青海东南部以“神山神水”享誉藏地的果洛州。父母皆从事教书育人的工作，在当地显然属于很有文化的家庭。小健阳刚出世时，家里出现种种端兆，这使他的母亲不能不有一种感觉：这孩子的来历很不一般。小健阳自小不用人教，就会念经拜佛，还喜欢穿僧侣式样的服装。他母亲爱子心切，就用黄色锦缎缝制了一套小僧服，把他打扮得象个小活佛。他天生富于怜悯心、同情心，家里的那台半导体收音机，有时播放某个电影故事，当剧中人物哭泣时，他根本不懂剧情，可听到哭声后，却会陪着掉泪。因为他的脑子聪颖异常，才四岁，就让他上学读书了。论年龄，他在班级里是最小的一个，论功课，却是全班最好的，教过他的老师都称赞他是一个“神童”。
　　小健阳五岁那年，国家的宗教政策有所放宽了，四川阿坝州壤塘县的藏哇寺依据前世活佛的遗言和云登桑布上师的观察，来到西北方向几百公里外的果洛州甘德县，寻找到小健阳的家里，认定他是赞谟活佛的转世灵童。据传赞谟活佛是宗喀巴大师的上首弟子贾曹杰的第十多世转世，转世到觉囊派里后，在修持上很有成就。藏哇寺第九任金刚上师阿旺·罗主扎巴对他十分敬重，曾向他学过经。
　　虽然舍不得，小健阳的双亲还是让藏哇寺今日被称为“二法王”的阿旺·晋美多杰把他们的爱子领走了。他母亲知道这是命中注定之事，从生下小健阳那一天起，她就有这种预感了……
　　坐床、诵经、闭关、修法……小健阳从此在藏哇寺开始了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修行生活。在十几岁前，他已闭过两次关，每次闭关，为期三年。那么小的年纪，就要在黑洞洞的小屋里一呆三年，对现代人来说，似乎有点难以想象；小健阳却一点也不觉得苦，在云登桑布上师的直接指点下勤修苦练，三年时间，好象过得特别快，短短一刹，就从黑屋里走出来了，而他在闭关中看到的、得到的东西，那实在是太奇妙了太奇妙了……
　　到十六岁时，原先照顾小健阳多年的经师秋尔让喇嘛离开壤塘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云登桑布上师就让健阳搬过来跟他住在一起。从年龄上的差距来说，上师完全可以当他的爷爷了，但从一老一少的相处来看，那是一种比父子亲情还要融洽的师徒情缘。在此之前，小健阳的生活来源是靠青海父母的供养来解决的，而从此之后，上师就负担起了这位弟子衣食住行的全部费用。按藏密的规矩，在家人供养出家人、弟子供养上师，是天经地义的义务，因此，云登桑布上师这样做是完全超越常规的大菩提行为。而在藏哇寺，得到云登桑布上师照顾的弟子远不止一个小健阳。小健阳何尝不懂这个道理，他知道自己唯有更加刻苦地修行，早证果，早成佛，方不辜负上师对自己的一片殷殷之心。
　　三四年前，在壤塘的历史上，头一次有一批汉人集中来这儿求法，天空中出现五阳同辉的壮丽景象，这实际上是一个时轮坛城的图形，它或许昭示了觉囊派由此跟汉地结下了殊胜的因缘。此后，上师若去汉地，就把健阳带在身边，并要他学习汉人的语言。没有什么老师来专门教他，就凭着他跟汉人十分有限的交往，他一句一句听，一句一句学，两三个月后，居然可以跟汉人马马乎乎地进行沟通了，那时，要翻译佛学上的专门术语，还是十分困难的，他把佛学中人所共知的“三宝（佛、法、僧）”，翻译成“三个非常宝贵的东西”，引起了一阵轰堂大笑。可是，三四年后的今天，他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他对佛学语汇的熟练应用，就连几位多年从事藏汉翻译的专业人员也难跟他相匹！这真是佛法中所称的“波罗蜜”－－－－即真正的大智慧啊！若非般若波罗蜜，若非多年闭关苦修极大开发了修行者的潜能，这样的境地对常人而言真是想都不敢想啊。
　　随着壤塘觉囊派渐渐对外界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有些有缘从国外来拜见觉囊法王的宾客，有人除了邀请法王在方便时去国外弘法，往往更乐于请健阳活佛去他们那里驻锡，邀请信来了一封又一封，道理很简单，语言容易沟通，审批也更易通过。不过，每一次这样的机会，健阳活佛都放弃了。“我不能离开上师，上师目前也不希望我离开他。”他很简洁地告诉我。他已经看到汉地跟藏地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他也可以想象国外跟国内更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去国外，肯定可以得到许多国内得不到的东西，但在上师有生之年，他目前还没考虑过去国外的事。以后，若有时间，他也许会到外面走走，看看外面的世界，但从根本上说，以无分别念的眼光来看，不管高原平地，不管国内国外，一切都是虚幻，一切都如梦如幻……说到这里，他那双明澈如镜的眼睛放射出的眸光变得深邃了……
　　我问健阳活佛：“你能用最通俗的语言，把觉囊派的‘他空见’解说一下麽？”“他空见”是觉囊派有别于藏密其它教派的主要教义，但书本上的解释大多不甚了了，往往叫人看了也还是不甚了了。
　　“‘他空见’远离戏论，要用世俗的语言来描述，什么也讲不了，哪怕大概地讲一讲，也讲不了。”健阳活佛十分明确地回答。“它不仅是超越人类，也是超越三界的，要用人类的心去想，没法想，用人类的口去讲，没法讲。但一定要用世俗的语言来讲的话，那个东西确实是有的，现在它也有，我们修行的过程中它也有，修行得到果位的时候也有。它是基、道、果不减不增，是永远存在的，对它来讲，世俗那些肮脏的虚幻的东西，是不存在的，是空的，世俗是‘自空’，也即是‘他空’。”
　　我问他：“‘他空’与‘自空’的根本区别在哪里？”此时我脑子里闪过一念，从哲学的角度上看，它是不是有点类似于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的那种“绝对精神”、“终极真理”？
　　“它的自性是空的，本有的真理对它也是空的，它自己本质不复存在，只是一个虚幻的假象，所以称为自空；胜义的真理，那个不能用言语来表述的东西，它的本质是有的，相对那个世俗的虚幻的空，它是有的，所以不是自空。用世俗的‘空’来理解那个超越人类超越三界的东西，遂谓之‘他空’。”
　　我又问，能说得更加简单明了一些麽？
　　“这已经是一种最最简单明了的解释。”他说。“要详细讲，哪怕一颗葡萄也能讲出‘他空’，但这个理论深奥得不得了，一般人就更没法懂了。但用‘他空’的理论来解析世俗的东西，其实是最最透彻的。这个理论的见地高，你修行的次第自然也高，修行的根源自然也高。你打坐，最起码，面对的景象就不一般，也高了，人的层次地位自然也高了。所以它大乘小乘明显地就分别出来了。前面讲的有的理论，它修的是很浅的东西，很平平淡淡的东西。‘他空见’的高就高在这个地方，它超越了‘有二’的相，所以又是‘中观’，称为‘中观他空见’。举个例子吧，一头驴，你不能要求它想象人的思维是怎么回事，你也不能要求它想象人吃食物的品味是怎么样的。同样，它吃草很香，人吃草不香，但我们在它的躯壳里面，也许是很好吃的。象那样，我们是人，佛的果位究竟怎么样，我们也是不知的，无法用言语去讲。所以，‘他空’，层次的分别是很明显的，是最根本最究竟的真理，在理论里面也是最高尚的。拿因明来讲，以因明为基础开始，它的层次自然是高的，看得非常透彻，讲得非常明了，完全是超越人类的，要证的是人类没有的东西，不可想象的东西，而不是我们心里都可体会的、都可思考的、讲了都可以听得懂的东西。”
　　对健阳活佛以驴子作的比喻，我觉得太妙了。是的，你不能要求驴子来想象人的思维是怎么回事，同样的道理，当你在佛的果位面前类似于驴子的水平时，你怎么可能想象出佛的境界来呢？不过，人毕竟不是驴子，因为人若懂得了这个道理，并按一定的方法进行修持，就有可能逐渐提高自己的层次，就有可能越来越接近佛的果位乃至成佛。而驴子，它不会懂得这个道理，它也不会修行，因此它一辈子只能是一头驴子，不能上升到人的地位。佛经上说“人身难得”、“佛法难闻”，大概也包含着这层意思吧？
　　我又问：“要修证到什么程度才能体会到‘它’？”
　　“体会，是永远存在的，”健阳活佛说，“但在你修行的过程中，你会渐渐地见到它的面目，会一个层次一个层次地见到它，直到究竟，但它自身是不增不减的，你是以自己的层次和地位来认知它。”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我问，“随着你修证的层次越来越高，你对它的认知程度也越来越深，越来越接近它的本来面目？”
　　“是的，”健阳活佛回答，“要真正懂得‘他空见’，必须修行，除此之外，没有其它的道路。什么‘学习’啊、‘精通’啊，不象学开汽车那样容易，你只要了解并掌握了开车技术，你就能开车了，不是的，不是那样简单的，必须靠自己去修行，才能得到‘果’。具体修行的方法，觉囊派有详细的、系统的讲解和传承。从教理上说，与禅宗的修行理论比较相似；而密乘的修行方法，果位的修持方法，则完全是超越其它一切道的，是真正的无上之道。”
　　【在此，我要插上一段。跟健阳活佛这次见面交谈后过了近一年，我又去了一次壤塘。离开中壤塘乡时，健阳活佛稳稳地开着一辆新型的北京牌吉普车送我去县城。在车上随便聊，我问他什么时候学会开车的？他说，一年半前，他去成都接这辆车，把车开回壤塘，也就会开了。我仍问，你在哪学的？我以为，他大概也参加过成都哪个“驾驶学校”的培训吧？这种培训班主要面向今日新生的“白领”，现在各大城市多得很，两三个月一期，收上三四千元钱，培训毕业后再实习几个月，就可给你发个驾照了。他说，他拿到车子后，请个会开车的跟他说了一下，刹车啊、油门啊，还有几个仪表开关怎么用，他试了一下，挺容易，就把车开回壤塘来了。他说得轻描淡写，也不象开玩笑的样子。我大吃一惊！从成都到壤塘，六百公里山路，路况很差，长途班车要开两天才能到。别说没来过青藏高原的驾驶员一般都不敢贸贸然把车开上来，就是常跑山路的老司机，遇到坑坑洼洼又紧贴悬崖的蹩脚路段，也丝毫大意不得，车子翻下山沟的惨剧，每年都会发生数起。可是，一个从没开过车的人，居然学都没怎么学，更别说什么实习不实习啦，就把车子开到这令不少老驾驶员也望而生畏的山路上来了！怪不得一年前他跟我谈“他空见”时，轻飘飘一句话，会拿学开车来做反向比较。那时他拿到哈尔滨焦居士送给他的北京吉普才几个月吧，对他来说，学开车确实太简单太容易了！不过，他不把学开车当回事，也不觉得把车开上青藏高原有什么了不得，我却不能不更佩服他绝顶的聪明和才智，真正的大智慧，真正的般若波罗蜜啊！】
　　俗话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听了健阳活佛对“他空见”的解释，我不敢说已经弄明白了多少，但比以前确实象是明白了一些，至少，不再象刚读有关书本（其实我能找到的这样的书也没几本）上的解说时如堕云里雾里那般茫茫然不着边际了。要真正理解“他空见”，以我辈凡夫俗子的凡胎肉眼，自然还是望尘莫及的。我当然也希望能通过修行从驴子般的愚昧上升到有所彻有所悟的境地。但是，在汉地红尘滚滚、钱雾漫漫的今日世界里，能找得到一块象藏哇寺闭关房这样宁静的一小片净土吗？
　　我还没开口，健阳活佛似乎看出了我心中的疑惑，以鼓励的目光看着我说：“最重要的是，要修心，修一颗菩提心，只要心存菩提，不管所处的环境多喧嚣噪杂，也可修有所成，不能修成佛，起码修成个好人，这对当今世界，对自己的今世后世，也是很好很好的了……”
　　不能修成佛，起码修成个好人。健阳活佛的这句话说得太好太好了。这句话象一根巨大的棒槌，久久撞击着我的心灵……

　　心里惦念着色达，想要离开这里了，便留意着，可有什么顺路的车子能搭往县城的。手扶拖拉机不想再乘了，路上时间太长，而且颠得太厉害。等了两三天，这天下午，发现了一辆漆成蓝色的两吨卡车，上面没几个人，不知从哪开来的。问司机，去县里麽？藏族司机懂汉语，点点头。
　　就开车麽？搭个车吧。
　　司机一口答应。象我在这儿遇到的其他藏人一样，司机直爽热情，很容易打交道。
　　我请司机稍等我一下，赶紧回供销社，把早已整理好的行李背上，连奔带跑地朝卡车跑去。把东西都扔进了车厢，我彻底放下心来。过了会儿，又来了几个搭车的藏胞，爬上车后，司机便开了。
　　上坡，下坡……下坡，上坡……将至一座山顶时，司机把车停下，坐驾驶室里的几个人下了车，拎着几瓶可乐和一袋锅魁（一种圆形的面饼），走到一块较平缓的草地上，坐下，开始野餐。原来，这是县藏文中学的几位教师，学生从今天起放暑假了，他们学校借了辆卡车，把住得远的学生一个个送回家去。山坡上绿草茵茵，山花点点；四周山峦起伏，郁郁苍苍；头顶上万里蓝天，白云朵朵，几只雄鹰在天空中自由翱翔。到底是县城里的教书匠，有文化有情趣，把午饭拿到这风景如画的山上来吃，别有一番风味。
　　他们指着锅魁，叫我自己拿，甭客气，我已吃过午饭，谢绝了这几位中学教师的邀请。在这海拔几千米的高原上，每每亲身领受藏民对萍水相逢的外来人的热情好客，我心里总很感动。我想起在我刚离开的那个乡里，有个开小店的女主人，五十多岁，我去她那儿买东西时，她问我酸奶是不是吃得惯？我说让我尝尝吧，她就给我舀了满满一杯。我问她要付多少钱，她说酸奶是自己做的，不收钱。后来她见我能吃酸奶，十分高兴，见到我就叫我别忘了拿个杯子去舀一杯，还请我去她屋里吃奶茶和油炸面果。她是开店的，一手收钱，一手交货，当然不会没有商品经济观念。可当她把你当一个朋友看待时，哪怕是个偶尔遇上今后未必再能见面的陌路人，她也不会用商品交换的原则来考虑她给你点什么可以换回点什么……
　　是的，这儿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比汉地落后得多，可这儿藏胞待人的真诚爽直远远超过汉地。前几年曾听到这么一种理论，说精神文明是以物质文明为基础的，只有物质极大丰富了，精神文明才能上去云云。此说未必没有道理。可无情的现实偏偏是，近年来汉地尤其是沿海开放城市的经济发展速度之快令全世界都为之瞩目，而全民族包括人际关系在内的道德水准的急剧下降也同样是有目共睹。如果商品经济的发展要以一个民族躯体的腐蚀病变为代价，这样的代价不是太沉重了吗？当然，经济文化落后并不值得夸耀。藏地民风淳朴，社会秩序稳定，在很大程度上也许跟全民信教更有关系。前年，色达县一位退休的县委书记就这样对我说过，他认为佛教中有很多合理的因素，象佛教的不杀生、不说假话、不偷盗、不奸淫妇女、不喝酒等戒律，推而广之，对保持良好的社会风气很有好处。他说，别的不说，这儿的犯罪率就比汉地低得多。
　　又回到了壤塘县城。
　　刚从成都坐长途汽车来到这里时，一下车，我很感叹这座县城的贫困狭陋，作为一个正规的行政区划，简直徒有“县”名，其规模气派比江浙等地的一个乡镇都差很远。可是，在中壤塘乡呆了一段时候后，再来这里，感觉大不一样，到底是个县城，再穷，毕竟还有百货商店、邮局、农业银行、新华书店、电影院（现已改为录像放映厅）、医院和好多家小吃店。
　　依然住宿县委招待所。用房间里的电炉煮上一壶水，就可用热水擦擦身洗洗脚了。桌上还摆着一台黑白电视机，插上电源，可以收到好几套节目。一只巨蚊在屋子里嗡嗡飞，大小如一只蜻蜓，直径有五六厘米。在吊顶灯的玻璃罩上，一只花蝇正沿着玻璃罩的边沿慢慢爬动，玻璃灯罩的影子投在四周墙上，那只花蝇的投影也映得清清楚楚，状如一只黑色的怪鸟，在墙上踽踽而行。
　　第二天上午，我等邮局开门后，请里面的职工给我接个长途，我想给上海家里挂个电话，报一声平安。邮局楼高五层，赭色釉面贴砖，是整条县城大街上最有气派的建筑物。女职员很有礼貌地告诉我，通往成都的长途电话线中断好几天了，请你过两天再来看看吧。我问她，可有零售的报纸吗？不管什么报都行。她说这儿的不多几份报纸都是单位订阅的，没有零售。问她报纸送到这儿要多长时间？她说《四川日报》送到这儿，通常要三四天。成都到壤塘的距离是六百公里。我记得有报道说，上海出的《新民晚报》，通过电子传递，在美国印海外版，当天就能跟美国的华文读者见面。中美两国，分处地球东西，相隔至少一万公里吧！
　　我又满街打听，可有什么车子去色达方向的？问来问去，我终于弄明白，壤塘县通往外界的唯一一条公路，被大雨冲塌了一段，任何车辆都进不来出不去，至于成都至这儿的长途班车，因为路上好几处塌方，已有半个月不通车了。
　　也好，那就在招待所里住上几天，随便走走吧。
　　在一所挂着“县农业机电局”招牌的院子里，我找到了壤塘县地方志办公室。县志办负责人名叫罗尔洛，四十七岁，他为我倒了一杯茶，很耐心地回答了我提出的一些问题。这也是我近年找到的一个小窍门，你若想比较全面地了解一个地方的历史和风土人情，不妨找找当地的地方志办公室，总会有所收获。
　　壤塘历史上为羌人的生息之地，公元七至八世纪鹿藩战争时期，尚为中央王朝实力未达的徼外。明洪武十一年（1378），嘉绒扑龙人宗然拉西日喇嘛在中壤塘建错尔基寺，明永乐十六年（1418）该寺活佛晋谒明朝，归顺朝廷。
　　一九五八年十月，国务院八十一次会议通过，将色尔坝、上寨、杜柯、南木达四地区合置为壤塘县。一九六0年，国务院又将色尔坝划归甘孜州色达县。一九九0年底，壤塘县设一镇十一乡。全县总面积6606平方公里，南北长134公里，东西宽90公里，地形以丘状高原为主，海拔3500米以上。全县人口6178户，29733人，人口密度4.5人／平方公里。若拿壤塘和上海来比的话，两地面积相差不多，但人口密度相差很大，前者大约只及后者的五十分之一。
　　全县工农业总产值3130万元，其中工业687万元，农业2443万元。
　　全县畜牧业总存栏数22.9万头（只）。
　　全县粮食总产416万公斤。
　　全县财政收入1080万元。
　　…………
　　以上统计数字，截至一九九0年。
　　地方志，主要是跟历史打交道。统计到一九九0年，在地方志里算得上是最新的历史了。
　　我又去县政府，想获得一点近两年的信息。老的县政府办公楼已被推倒，在原地基上挖了一个巨大的方坑，堆着石子、黄沙、钢筋、木材等建筑材料，这儿即将建造一幢新的县政府办公大楼。县府首脑的临时办公地点设在一长条牌楼式的二层走廊上，一间间办公室的门框上方挂着写有“耿西姆办公室”、“李世川办公室”等县太爷大名的小木牌。所有父母官的办公室大门都上了锁，透过玻璃窗可看见办公室里的大写字桌，桌上放着的台历、笔筒、文具盒等办公用品，以及，每张办公桌上都必不可少的一面小小的五星国旗。我在壤塘县城滞留期间，每天往这儿跑上一两趟，想拜见一下这儿的父母官，可是，最终没能如愿。也许，县太爷们都下基层了？
　　有一天，我忽看见在一间挂着“政府办公室”小木牌的办公室里坐着个胖胖的汉人，正在敲打一只式样新颖内置光驱的笔记本电脑。他的年纪在四十岁左右，穿一件深蓝色风衣，脸上气色不凡。一种直觉告诉我，这人肯定不是当地人，而且有点来头。办公室的门开着，我就走了进去。听他一开口，就是一口道地的北京话。果然，此公是国家卫生部地方病防治司的官员，从北京来这儿调查高原病的，该项目且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定的资助。他已在这儿呆了几个月，还给他挂了个副县长的虚衔呢。跟他从电脑谈到佛教，发现俩人居然有不少共同语言，真是一件快事。
　　这时，县府办公室有个人来向他请示：任副县长，路已塌了好几天了，怎么办？
　　他说，弄个车，去现场看看吧。
　　我问他，你在这儿真的也管行政上的事？
　　他说，有啥办法呢，县府的头一个都不在，别人来问你，你也不能完全置之不理。他摇了摇头又说，其实，这地方平时有啥个屁事。
　　来了部北京吉普。我说，我跟着去看看，行不行？
　　行。他一摆手说。上车吧。
　　塌方处离县城三四公里，吉普车开上五六分钟就到了。一面是山，一面是河，在公路的拐弯处，有一段路面整个塌到河里去了，要打通公路，就必须紧贴山坡重新刨一段路出来。工程浩大，若没专用施工机械，光靠手挖肩挑，不知要干到哪一年呢。他告诉我，有一年，也是在这拐弯口，整个山坡塌下一大块，把河道都堵住了，人简直无能为力，后来是靠着水流的力量，慢慢把堵住的泥块冲走了。那次大塌方，两个月没通车。
　　我问，这次要多久才能打通？
　　“这次塌得不厉害，把施工机械调来，几天就行了。”他说等路修通了，他有事要去成都呢。
　　我问，通讯恢复啦？
　　“县里可用无线电跟州里联络。”他说。
　　隔开水流遄急的杜柯河，对面公路上停了一长溜大卡车、小卡车、拖拉机、面包车、大客车……车子进没法进，退没法退，够呛。乘客干脆下了车扛着包从山坡上绕过塌方的那段路，步行进县城。有的摩托车手，胆子大得很，请人帮忙，前面一两个人拉，后面一两个人推，哼哕哼哕把摩托车从山坡上翻过来，到了这一面的公路上，骑上座椅，油门一拧，呜呜，很潇洒地进城去了……
　　去县府宗教局拜访了德木衮局长。这位穿西装的藏族汉子，是解放后党一手培养起来的根正苗壮的干部，五六十年代从大队干部一直当到公社党委书记，那时他才二十几岁。“文革”中被作为“走资派”批斗了好些年，曾被造反派打得死去活来。“文革”以后，官运重续，先在县里当文教局长，后改行当了宗教局长。多少有点讽刺意味的是，他这位以信奉无神论自喻的党的宗教局长，儿子却不顾他的反对跑到色达五明佛学院出家为僧，现在已成为如意宝大法王晋美彭措氅下一名很得力的堪布。
　　听德木衮讲讲壤塘几十年的过去和现在，还是很有意思的。
　　“壤塘这个地方，太穷啦。六十年代，这儿饿死了很多人，眼看一个人好好地站着，突然倒了下去，就再也起不来了。尽管这样，还不准你说肚子饿，否则要挨批。”
　　“我当公社党委书记时，吃食堂，几个人合住一个屋子，肚子饿时，可以烧点水喝，但不准烧饭。山上有野果子，但不能采来吃，否则就是‘资本主义’。每人可养一条牛，多余的要交给集体，否则也是‘资本主义’的‘尾巴’。”
　　“没有路，交通不便，那时森林还没砍伐。”
　　“文化大革命时，学大寨，学小靳庄，每天十个工分，到年终结算，不到五厘钱！”
　　…………
　　这真是壤塘历史上沉重的一页。
　　这一页总算已被翻过去了。
　　现在的壤塘，穷，还是穷，被国务院列为全国最穷的二十三个县之一，而且在这二十三个县的排名榜里，据说也是倒数的。但是，毕竟已经有了不少新的气象，象县政府去年完工的宿舍楼，五层楼高，外墙釉面贴砖，大块茶色玻璃窗，看上去就很有气派，一开始我还以为是新盖的宾馆呢。房租也便宜得很，每月不到十块钱。
　　新的政府办公大楼，正在建设之中，看样子一定会盖得更有气派更漂亮的。
　　越来越多的藏人告别了原有的半原始的生活方式，现今全县吃国家俸禄的已有二千多人，超过全县总人口的十五分之一。
　　财政负担自然也不轻，听说全县财政赤字已达二千多万元。
　　为改造县大街上一段经常阻塞的下水道，因资金缺乏，全县动员，义务劳动。这是我从招待所黑白电视机里偶尔看到的一个镜头，我当时确实很惊讶，这个穷得叮当的县里居然也有了有线电视节目的制作和播出手段了！
　　某部门的一部北京吉普车，因经费缺乏，已有十年没交养路费和换牌照了，成了一部地地道道的“黑车”。在壤塘的领地上开开没问题，去外地，只能偷偷摸摸地跑。被抓住怎么办？抓住，那就把车交给他们得啦。罚款？没钱！在这儿，这不是个别的。
　　我问德木衮，你自己到底信不信佛教？
　　他不肯爽爽快快地正面回答。”你知道，我是共产党的国家干部，相信无神论，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对什么唯心主义啊，死后灵魂不灭啊，等等，我当然是不能相信的。但我个人认为，佛教里面有科学的东西，有一定的道理，你也不能把它同封建迷信等同起来……“
　　“人死后，请活佛念颇瓦经，死者的头发会掉下来，这你见过没有？”我问他。
　　“这当然见过。”他回答得很爽快。“我的父亲，是八六年去世的，七十四岁，他去世前就对我说了，等他死后，要请某某活佛来为他念经超度。对父亲的这一要求，我当然不能不答应啊。父亲死后，就把那位活佛请来念经，活佛一面念一面往头上撒细砂，结果头上掉下一鬏头发。活佛说，他的灵魂已经跑出往生了。”
　　“掉下的头发有多少？”
　　“象一个铜钱那么大。”
　　“是不是每个人死了请活佛念颇瓦经都会掉头发？”
　　“喔，那可不一定。如果活佛的功力不够，头发就不会掉下来。”
　　“你怎么解释这一现象呢？”
　　“这个，是呀，是呀……”
　　这位共产党的宗教局长，对佛教的态度，可以说是又信又不信。说他信，他毕竟生于斯长于斯，从小受到佛法的熏陶，汉地很多人认为“不可思议”的事，在这儿就没什么“不可思议”的，一切都明白得很，有什么不可信？但他毕竟又在很长时间里受到另一种教育，更别说还有组织纪律的限制和约束，在很多时候和很多场合他不能不说他不信。信与不信在他身上交织在一起，只要不去细想，往往也就相安无事，但若仔细想想，有时就越想越糊涂了。你说你信无神论，那显然就把佛教归入有神论罗？可佛教自身却从来不讲神的啊。即便被后世奉为佛教祖师爷的释迦牟尼，他也是个实实在在的人而非神话中的神啊。佛陀不仅不认为自己是个神，他也不要别人把他看成一个神。他承认自己是个“佛”。何谓佛？在古梵语里，“佛”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觉者，就是觉悟了的人。觉悟了什么？就是真正认识了宇宙和人生的本质与真谛嘛。这样的“佛”有什么不好呢？而且释迦牟尼还告诉他那个时代的人，根据他的切身体会，只要按一定的方法好好修行，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一个觉者，也就是说，人人都有可能成佛。若真的人人都成了佛，那世界上还有什么贪嗔痴？还有什么战争、欺诈、抢劫、掠夺、奢侈浪费、官僚腐败……？别说人人成佛，只要人人都朝这个方向去努力，今天的社会也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了……有些事，实在是想不明白，想不明白，干脆就不去想它吧……
　　在壤塘，贫穷与发展、变化也交织在一起。
　　壤塘的觉囊派教法，源于南印度聚米塔而直接得自于西藏觉囊寺的传承。从冉那西日在瞻巴拉的大草滩上建造起壤塘寺，经嘉哇桑格、罗主南甲、阿旺·丹增南甲等觉囊派大师的继往开来，生生不息，脉脉相续。曾几何时，当七百年前创建西藏觉囊寺的更蚌·图吉宗哲著《六支瑜伽大释》时，各种各样的瑜伽修持术在藏地传播甚广，瑜伽大成就者亦比比皆是，而时至今日，除了觉囊派的修法外，各种各样的瑜伽传承多已中断或变得零落不全。至于时轮金刚的完整传承和修法，到今日更是成了壤塘觉囊派一支独秀的专利。就如上壤塘的噶尔旦活佛说的那样：在这一传承过程中，从释迦牟尼到香巴拉到印度到康藏到壤塘，从未断过，传承很纯洁，历代祖师个个精通显密、戒德高尚，保持了法的纯洁性、完整性。从那以后到现在，我们是这一法的继承者和后代。
　　何以至此？原因很多，其中有两点因素是不可忽视的。其一，地理位置上的封闭性。壤塘地处青藏高原东端，四周群山环抱，森林密布，自古交通不便，人迹罕到，这样的环境自然不易受到外界的干扰。其二，跟世俗法保持了相当的距离。觉囊派在密宗里是个小派，而且一度受到五世达赖的压制，不管是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也好，或是出于修持本身的需要也好，远离世俗，使它更易于保持法的纯洁性和完整性。这两点因素，一个客观，一个主观，结合起来，使觉囊教法得以纯洁完整地传承至今。
　　但必须看到，在本世纪下半页，壤塘的觉囊派遭受了藏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猛烈冲击。首先，砍了森林修了路，泥石道路的质量哪怕再蹩脚，地理上的封闭状态被打破了。而“文革”风暴，寺庙、佛像、佛塔全部被毁，僧侣不准念经拜佛，则是末法时代世俗法毁佛灭法的登峰造极的大劫难。尽管“文革”已经过去，党的宗教政策正在落实，它对藏地佛教造成的巨大损失是难以弥补的。
　　比较起来，壤塘的经济状况，半个世纪来虽有发展，比西藏、青海仍要差得多，这固然不值得夸耀；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它对于觉囊密法的保存和传承，则未必不是一件幸事。占全国面积四分之一的青藏高原，历史上大致分为后藏、前藏、朵康等几大块，以今日的行政区划来分，则可分为西藏自治区全部、青海省全部及四川省西北部这三大部分，以及划给甘、滇两省的小块面积。西藏，由于它是地广人稀的少数民族自治区，对国家又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政府对它采取了优惠的扶持政策，几十年来，经济发展很快，公路通达四方，飞机直航成都、北京等大城市。自治区首府拉萨街头，商店林立，广告满天，庄严神圣的布达拉宫前车水马龙，好不热闹，到了晚上，主要的大街上霓虹闪烁，下半夜一两点钟有的卡拉OK舞厅尤狂乐震耳。青海省，由果洛、玉树、海南等七个藏族（蒙族）自治州组成，用青海人自己的话来说，是个“不是自治区的自治区”，国家对它也实行一定的民族优惠政策，铁路早已连通全国，近年经济发展也颇神速，西宁的夜市，西大街、东大街和东关大街上灯红酒绿，车流不断，尽显一派现代都市风采。唯有隶属于四川省的这一大块青藏高原，分为阿坝与甘孜两个藏族自治州，其经济发展主要由四川省自己调剂解决，但拥有一亿人口的农业大省自顾不遐，哪里还有多余的钱来喂这一大片穷得响叮当的高原蛮土呢。这就难怪，包括壤塘在内的阿坝藏族自治州已成今日全国最穷的地区之一。穷，对密法的修持者来说，不足惧，在壤塘的闭关房里，几袋糌粑粉，一袭破僧袍，足以打发三年时光矣。反过来，若你的耳旁日日响彻卡拉OK的狂歌劲曲，你的眼前时时晃动彩色电视机里的诱人广告，你的鼻子里常常嗅到婧女佳丽的脂粉香气，你能保证有足够的定力做到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嗅而无味吗？
　　前年我去过的色达五明佛学院，漫山遍野搭满简陋的小木屋，不少西藏、青海的喇嘛也去那儿学法修行。不少人认为，那儿已成为今日藏地一个修学佛法的中心。
　　我不免有点担心，当我把壤塘这块今日东方香巴拉的圣域介绍给广大读者时，到底会给壤塘带来什么？我可不希望有大批旅游者、探奇者以及怀有各种各样个人目的的人蜂拥而至搅碎了那个地方的安宁。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安静而不受污染、干扰的地方已实在不多了。觉囊派的法王云登桑布上师对此也已说得很清楚：对于根基较正、真正看破红尘想去那里修学密法的人，他是欢迎的；而对那些为了获得世间财富和名誉去那里修学点神通的人，他既不欣赏也不欢迎。
　　滞留壤塘县城一个星期了。我在街上转悠。转来转去，就这么点地方，空空荡荡没几个顾客的民族百货大楼，影院门口写着晚上放映《男与女》等两部录相片的广告牌（票价3元，特地注明”儿童不宜“），生意冷清的小吃店、小杂货铺……
　　傍晚，在街头看到一辆溅满泥浆的北京吉普，从牌照看，是从青海来的。空车。我一面在街上转，一面留意着这辆车。不一会儿，见有人拉开车门，我赶紧跑过去。那人是到车子上拿点东西。我问他，你们的车子是从青海来的吧？
　 “是的。”
　　“去哪？”
　　“路不通，哪也去不了啦。”这位六十来岁的藏族汉子能说一口蛮流利的汉语。
　　我跟他攀谈起来。他叫普阿它。这辆车是四天前从青海同仁开出的，途径玛沁、甘德、达日等地，今天一大早从班玛开出，过杜柯河友谊桥进入四川省阿坝州。前些日子老下雨，路上不好开，有个地方水深一米，架了十几根木头，车子从木头上开过去，有段路九十公里，正常情况下两小时可到，可实际上开了九个小时……这辆车，是要把同德与古德两所寺院的主持夏日仓村活佛送到色达的天葬台去。很可惜啊，夏日仓村活佛是藏区一个大活佛的转世，才二十三岁，在当地威信挺高，他去外地的一所寺庙坐了几个月经，回来时，等了两天没有车，就搭了一部拉木头的卡车，不料半路上车子翻下山，司机和活佛不幸身亡，活佛的伺者至今下落不明……
　　我这才注意到吉普车的前座上蒙着红布，那一定是让过世的活佛坐的吧。
　　“活佛呢？”
　　“下午到了壤塘，发现通往色达的路断了，我们就雇人把活佛从山坡上背到对过，请对面的一部车子把活佛先送到色达去，我们等路一通，也马上赶过去。”
　　正说着，开这辆车的王司机和另一个名叫万洚的同行者也来了。
　　我问普阿它，能让我搭他们的车去色达麽？
　　普阿它想了想说，如果已过世的夏日仓村活佛坐在车上，那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让别人搭车的，现在，既然活佛已经下了车，你跟我们又正好是同一个方向的，那就一起走吧。说不定这也是一种缘份呢。他问清了我在招待所的房间号码后说：“等什么时候路修通了，我们马上就走。”
　　第二天上午十一点钟，传来好消息，县城外塌垮的那段路修通了。在县府招待所住了七天，终于可离开这里了。青海吉普车载着我和普阿它等人离开壤塘，一起直奔色达。

　　
　　壤塘之行，使我跟觉囊派结下了不解之缘，离开壤塘后，有关觉囊派的种种传说仍常在脑海里浮现。一年后，我去了一趟西藏。到拉萨后，我特地去拉萨西南四百几十公里处的拉孜，寻访觉囊派的祖寺觉囊寺和它历史上最大的道场彭措林寺。
　　觉囊寺和彭措林寺都在彭措林乡，听说离县城不算远，可要步行的话一天到不了。正巧，拉孜是上海援藏的对口县，七个第二批援藏干部两个月前刚来此换防，我找到了上海来的援藏干部，请他们帮忙找个顺路的车。县委常务副书记－－－－来藏前在上海奉贤县建委当领导的唐耀兴，一听我想去彭措林，直摇头：“哇，你想去彭措林啊，从县城过去有七十公里，这段路可实在不好走，而且本月初彭措林乡遭受了一场特大泥石流的袭击，整个村子被冲掉了，县上派出工作组，正在那里救灾呢。”
　　一听彭措林遭了大灾，我更想马上去那里走一趟。
　　“彭措林乡不在交通线上，那里又穷得很，平时极少有车子去那里。”老唐见我执意要去，想了想又说：“这样吧，过两三天，县里可能要去彭措林检查救灾情况，到时候我通知你，把你带去。”
　　第二天晚上，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新闻节目报道西藏谢通门发生六点一级地震。彭措林距谢通门不过几十公里，不知这次地震给当地造成多大损失？这更令人对彭措林心念悬悬。
　　又过了两天，老唐和张副县长去彭措林，把我给捎上了。路确实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