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僧装

　　佛教僧侣的服装与一般人不同，在家信徒参加佛事活动的时候，服装也与居家服装有所不同。作为佛门出家僧侣，不止是剃除须发的清净形象，就从服装上也与众不同，一看就知道是僧人，非常突出。不过现在一些影视戏剧中僧人的道具服装是错误的，如电视剧《西游记》中那个无论何时都穿着大红袈裟、戴着五佛冠的唐僧，还有《济公》中头戴着毗卢帽、破衣烂衫的疯僧济颠，多数武打片中僧人的打扮也是不伦不类。人们看了此类影视剧之后，以为这就是僧人的标准形象了，其实这是对观众的误导，他们的服装与僧人的日常实际穿着相去甚远。僧人三千威仪、八万细行，尤其在着装方面有严格的规定，下面简单说一下。现在僧人的服装，和古代有些不同，本文主要介绍现在僧人的着装。
　　印度地理位置处在南亚次大陆的热带地区，佛制比丘的衣装有“三衣”或“五衣”，即可度过晚上或冬天了，按照我们看来都是单衣，且终生不许离身。南传藏传佛教的僧装比较佛陀时代的僧装多所保留。佛教传到汉地，这里四季分明，只有三衣是不够的，考虑到御寒和适应汉地的风俗习惯，所以汉地僧侣除了法衣之外，还有常服，并且逐渐演化到现在的样子。汉传佛教僧人如果从外往内一层层说，应该是袈裟、海青、大褂、小褂和裤子、内衣，春秋季节要穿毛衣毛裤，冬天还要穿棉袍。袈裟是法衣，其它都是常服。
　　
　　袈裟，也称法衣，是表法之衣的意思。包括三衣：安陀会、郁多罗僧和僧伽黎，在三衣之外加上僧祇支和涅槃服，即“五衣”。安陀会是五条衣，在佛陀时代是比丘贴身而穿的内衣；郁多罗僧是七条衣，穿在五条衣之上，是比丘平常穿的法衣；僧伽黎是九条到二十五（单数）条衣，穿在最外面，是僧人的正装衣，又称为“庄严衣”，是僧人的礼服，在讲经、说法、见尊长、国王召见或列队上街托钵乞食的时候必须穿的袈裟。
　　袈裟又称“福田衣”，因为袈裟的外形像长方形的水田，内在含义是田畦贮水能生长嘉苗，养形养命，法衣如是制作，亦能增长僧人心中的善苗，以培养法身慧命。所以如法的比丘也叫“福田僧”，众生向他们布施，如种福田，能得福报，能生善法。
　　汉传佛教受具足戒的比丘才有资格穿七条衣；有时在放焰口和参加水陆法会时穿九条衣，所以九条衣也称忏衣；二十五条的大红色袈裟，我们称为祖衣，在寺院里的早晚功课上，一般只有方丈或住持才有资格穿着，在重要佛事活动和法会上，主法的僧人一般是要穿祖衣的。还有一种缦衣，是用大块整幅布料制成，是给在家佛教男女居士所穿的
　　袈裟的颜色   袈裟在颜色上规定不得用黄、赤、青、黑、白五大正色，要用坏色；并且新衣要“点净”，即刻意染上别的颜色，以破除人们对新的华丽的衣服的贪著，表示“毁其形好，僧俗有别”。不过在阿育王时代就已经有僧侣穿黄色或赤色的袈裟了。佛教初传汉地的时候，如《牟子理惑论》所载僧人即“被赤衣”。后来又有青褐色的。唐宋以后，朝廷赐高僧以紫衣、绯衣。明朝皇帝朱元璋分寺院为禅（禅宗）、讲（天台、华严、法相）、教（律、瑜伽，从事祈福消灾丧仪佛事）三种类别，朝廷明令规定禅僧穿玉色袈裟，讲僧、教僧穿浅红色袈裟。现在，一般寺院清众都穿茶褐色袈裟，方丈、首座穿大红色袈裟。
　　另外，汉传佛教的袈裟缝有衣钩和衣环，现在南传和藏传的袈裟也没有“钩环”，不过这也是戒律所允许的，据《四分律》说：舍利弗到白衣居士家里去，风吹袈裟，从肩上脱落下来，掉在地上。佛才听许大家在左肩胸前袈裟领边，穿钉钩纽，以便系牢袈裟。《五分律》载佛说：如果出入村落，草木钩破袈裟，可以在法衣上安置钩纽。到中国后才演变成现在这样的“如意”形的钩和环，材料有木质和金属的，现在则是塑料居多，讲究些的则制成“金钩玉环”，有逾制之嫌。袈裟的搭衣（穿）、抽衣（脱）、捧持、折叠、安放都有一定的规矩制式，同时还得诵持偈子和咒语。这些仪规在受戒的时候，都要学会。在汉地袈裟是在法事活动的时候才穿的，这一点和南传、藏传佛教僧人的习惯不同，但也要三衣不离身，即带在身边。
　　唐代尚紫，僧人以得朝廷赐予紫色袈裟为荣。皇帝也以赐紫衣的方法笼络大德高僧和上层僧人。五代、北宋以后，赐紫衣的范围放宽了，凡是从事译经的外国三藏法师，或外国来朝的僧人使者，皆赐紫衣。后来，赐紫成为一种制度，宋代每于天子诞节，召请天下高僧，也有经王公大臣、地方长官推荐的僧人至朝廷，试以经、律、论之义，全部通过者即赐紫衣。也有一些僧人以请托、送礼而想方设法得赐紫衣，以夸耀桑梓。
　　历史上有些很著名的袈裟，如摩诃波阇波提夫人献给佛陀的“金襕袈裟”，也称“金缕衣”，是用金线织成的。据说，佛陀的这件“金襕袈裟”传给迦叶尊者，迦叶传阿难，直至传到达摩，达摩带到中国，共传六代至慧能，成为禅宗祖师相传的信物，也称法衣，这件法衣曾被迎至宫中供养，后永存南华寺。《西游记》中观音菩萨受如来佛祖之托赠给玄奘的“锦襕袈裟”，估计就是“金襕袈裟”之误传，它上面缀满珍宝，非常珍贵，具有神奇的功能。在取经途中的观音院被贪心的长老和黑风怪强夺，观音院中的每个僧人都有二三十件绣织，长老则有七八百件，库房中“满堂绮绣，四壁绫罗”。虽然是小说，但也多少反映了历史上的一些真实情况。现代有一些名僧的袈裟，绣成“千花衣”，即在绫罗绸缎的袈裟上用各种彩色丝线绣有莲花、如意等吉祥八宝，极尽奢华。更有绣制“千佛衣”的，即在袈裟上绣制佛像，可是在穿着的时候，难免佛像的头倒着或躺着，在跪拜或端坐的时候，佛像有时会被压在身下，真是罪过。可见一些僧人对精美的袈裟还是很贪著的，这都与戒律不符，与佛制简朴的原则相违。
　　袈裟的功德    袈裟乃佛教之标志，为智者所披着，它的功德善利非比寻常。《阿含经》说：“破旧袈裟，不堪更用，悬于旷野山林；人畜鸟兽，若有见者，得种福善”。《悲华经》说：“若有鬼神诸人，得袈裟乃至四寸，饮食充足”。《戒坛经》说：“五衣表断贪，净身业也；七衣表断嗔，净口业也；大衣田相，表圣增凡减。并表断痴，净意业也。”清顺治皇帝赞叹袈裟说：“黄金白玉非为贵，唯有袈裟披最难！”

　　海青，是我国僧团中主要的服饰之一。它的款式：腰宽袖阔，圆领斜掩，方襟侧系，长及脚背，比较其他衣裳宽大很多。因此，通常也把它叫做“大袍”。海青，这一名词，在《辞源》里解释道：“吴中称衣之广袖者为海青。李白有诗曰：‘翩翩舞广袖，似鸟海东来。’今亦称僧衣为海青。”李白诗中的“鸟”叫“海东青”，是辽东海边一种模样俊秀文雅的雕类大鸟，翅膀很宽大，与僧衣肥大的袖子很相似。
　　海青，它的样式来自佛教初传汉地的时候中国帝王、士大夫的礼服。在当时，无论僧俗都穿着。因为汉地比较冷，汉地僧侣在常服外面披袈裟。世俗的服装逐渐演变，放弃了原来的宽袍大袖，而佛教尊重古制，僧人生活比较保守，同时为了整肃仪容、庄严道场，所以“海青”这种服装就被僧人保存下来了，到现在成了僧人的标志之一。
　　海青虽然脱胎于汉服，演变到今天，也有自己的特异之处。它的衣领，是用三层布片重叠缝制而成的，这种领子叫“三宝领”，现在的时装界通俗地称之为“和尚领”。在衣领的前面中段，还有五十三行蓝线，象征“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也有耐磨的作用。袈裟是方形的，海青的领子是圆的，僧人穿上后，才叫“圆领方袍僧相现”，这也成了僧人的代称。海青宽宽的袖口与俗服不同，是缝合在一起的，只露出双手。
　　海青的颜色，最初是青黑色，所以称僧人为“缁衣”，称俗人为“白衣”，合称“缁素”。直到北周的时候，武帝宇文邕听信谶语“黑衣者当得天下”，所以他禁止僧人穿缁衣，命令改僧服为黄色。这样，武帝觉得还不行，进而发动废佛运动。改服色也许是宇文邕废佛的借口，也许他真的迷信。从此，僧人的服色才多样起来。明代云栖《竹窗随笔》载：“（僧）衣则禅者褐色，讲者蓝色，律者黑色”。这应该指的是海青的颜色。清代、民国时期，僧人一般穿青黑色海青，一座寺院里只有方丈、监院才有资格穿黄褐色的海青。
　　
　　大褂，也称长衫，现在僧人一般都把大褂作为常服，显得很庄重。大褂是窄袖，领子和海青是一样的，长及鞋背。一般认为大褂是由宋明时人们的流行服式演变而来，也有说是“三宝领”和“旗袍”的腰身襟袖搭配起来而制成的，这就应该出现在清朝以后了。冬天寒冷的时候，僧人得穿上棉袍，样式和大褂一样。
　　衲衣，也称百衲衣，以前一般指用破布缝制的袈裟，所以，僧人又称衲子、老衲。百衲衣现在则指补丁撂补丁的大褂，就像电视剧中济公穿的那件大褂。民国以前很多老禅和子都穿百衲衣，虚云和尚就有一张穿百衲衣的照片传世。现在住山参禅的僧人也有穿百衲衣的，而在都市中很少能看到穿着百衲衣的僧人了。
　　
　　罗汉褂，又称太虚褂，民国以来，我国民间的服式，都逐渐地趋于简便适用了。只有僧尼们的服装，还是那么宽松肥大。因此，太虚大师遂设计了一种新式的长衣和短衫裤。长衣刚刚过膝盖，领子是用两层布片复叠缝制的。胸前中间开启对襟，纽扣钉在对襟的边缝上。这种长衣因为是太虚大师所提倡，所以，都管它叫“太虚褂”，现在则普遍称为“罗汉褂”。不过现在罗汉褂的领子也作成“三宝领”，只是没有那“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的线条了。
　　伽蓝褂，也是僧人的常服之一，与罗汉褂相比来说，也是对襟的，基本都一样，只是没有袖子，像长坎肩一样。
　　小褂，也称罗汉褂，是僧人短上衣，对襟带袖子的，也是太虚法师提倡改制的，长度过臀部。僧人在劳动和搞卫生的时候，穿小褂很方便。看到它人们会想起现在世界闻名的唐装，仔细来看，领子不同，小褂是圆领、三宝领；而唐装是立领。小褂既节省布料，又便于行动。但是，它的款式格调，有的人觉得不如大褂庄严典雅。因此，一些寺院不准僧人穿小褂外出。
　　僧裤，现在僧人的裤子很长、很肥大，仍然保持古时的样子，是为了坐禅方便盘腿。为了行走方便，裤角要扎绑起来。
　　僧袜可以把肥大的裤角收起，秋冬又可以起到防寒保暖的作用，夏天在田地里劳作的时候，可以防止蚊虫的叮咬以及荆棘刺伤。
　　内装，也就是小褂裤里面的衣物，现在和普通人区别很少，冷了要穿毛衣毛裤，热了也要穿背心短裤，只是颜色上不与俗同，也就是不能用五大正色衣。
　　
　　僧鞋，我国僧尼所穿的鞋子，大致有三种类型：一种是“芒鞋”，是用草类编织而成的，也就是我们现在偶尔才能看到的“草鞋”。从前在乡间或山林中的出家人，多半穿用这种鞋子，也就是草制凉鞋。《红楼梦》中“看戏”一节，鲁智深的偈子有一句“烟蓑雨笠卷单行，芒鞋破钵随缘化”，看来鲁智深也是穿草鞋的。另一种是罗汉鞋，也是夏天的时候穿的布制凉鞋。罗汉鞋的鞋面，头部是用三片布条，正中一道，左右各一道缝牢，后跟也是如此。上面有一条圈布条把这六条布连在一起。这样在脚的一周就形成了一些长方孔隙，和芒鞋的样子差不多。据说罗汉鞋寓有看破一切的含意。罗汉鞋以前都是布底布面的，现在一般都是塑料橡胶底了。第三种僧鞋就是民国以前的便鞋，比较罗汉鞋周围无缝，在鞋面前端缝制起一条硬梁。僧人的棉鞋也保持老式样，也就是棉的便鞋。现在，僧鞋做得最好的还是一些老字号，如北京的“内连升”等，布底布面，手工缝制，穿着耐磨、耐用，感觉也很舒服。
　　
　　僧帽，象电视剧《西游记》中唐三藏时刻戴着的五佛冠，那是在放焰口和参加水陆法会的时候才能戴，平时是不能随便戴的。有一种毗卢帽，类似济公戴的那顶，象驼峰一样，由于济公活佛的名声越来越大，所以这种帽子也叫“济公帽”。这种毗卢僧帽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戏曲和影视作品中，已经不适合现在的僧人顶戴了。现在僧帽不太统一，也没有什么定式。有一种风帽，在寒冷的冬天可以戴，民国时一些僧人的照片还能看到这种帽子。
　　
　　具，海青、大褂、小褂等虽然不是佛制，但现在已成为标准的僧服了。而具是佛制，但它的用途却和最初不同了。具，梵语“尼师坛”，意为卧具、坐具、敷具、随坐衣，是佛制僧人休息、睡眠、坐卧的时候，铺在座位上和铺位上，用来防潮防寒的，也能保持僧衣的整洁干净。头陀僧在树下坐、冢间睡的时候，卧具就直接铺在地上。在佛教向中国传播过程中，具的作用还没有改变。在敦煌壁画中，高僧的画像上，僧人是坐在“尼师坛”上，也就是坐在具上。具是由两层，按照一定的裁剪方法缝制在一起的长方布。在汉地四季分明，即使夏天只铺卧具，也是不行的。具原来的功能渐渐失去，它成了汉地僧人特有的拜具，即僧人在跪拜的时候，敷在拜垫上或地上。唐代的时候就成为拜具了，义净法师在印度游学，知道了具的真正用途，回来以后对汉地把坐具变成拜具深为不满，他在《南海寄归传》中写道：“礼拜敷其坐具，五天所不见行……其坐具法，割截为之，必须复作，制令安叶，度量不暇详悉。其所许者，但拟眠卧之时，护他氈席。若用他物，新故必须安替。如其己物，故则不须。勿令污染，亏损信施，非为礼拜。”不过，我们汉地僧侣把具改成拜具这个用法，可能最初源自南海诸国一带，即现今斯里兰卡、南印度群岛等地，如义净法师说：“南海诸僧，人持一布，长三五尺，叠若食巾，礼拜用替膝头，行时搭在肩上。西国比丘来见，咸皆莞尔笑也。”现在南传上座部佛教还有这种用法，中国佛教传入的途径之一就是南海路线。所以说，拜具的习惯可能是从南海传来。其实，中国汉地僧侣持具礼拜，是很严肃、庄重的，在他们眼里拜具不是不洁之物，而是已成为十分中国化的产物了。虽然义净法师反对，但是这一习惯一直流传到现在，没有改变。
　　古典小说《水浒传》中，赵员外送鲁智深到五台山文殊院智真长老处出家，准备的东西，除了僧衣、僧鞋、袈裟外，还有拜具。具的折叠方法有一定的规定，而且，根据顶礼跪拜的对象不同，折叠的方式也不同。由于鲁智深在五台山没有学习佛教仪规，所以他到了东京汴梁大相国寺，拜见智清长老时，不会“展具”、不会礼拜，惹得相国寺的僧人直笑。一般地说，“展具”的方法，对象越尊贵，那么展开具的面积就越大。而且，寺院里不同职事同样礼佛，展具的方式也不同。如在大殿礼佛，方丈展半折具，清众展四折具。方丈在参加佛事活动的时候，有专门的侍者捧具、展具，普通清众就自己持具、展具。
　　出家的僧人在受戒的时候，要学习穿袈裟、叠袈裟、持具、展具的方法。按规矩，出家人在受具足戒回来，见到剃度师父要“展大具”，即把整条具全部展开，铺在地上，然后脱掉僧鞋，站到拜具上顶礼师父，这是很庄重的大礼，感谢师父剃度和培育之恩。
　　
　　香袋，也叫朝山袋，是现在汉传佛教出家人和在家居士出行的时候，所背的一种挎包。香袋一般是寺院在举行佛事活动所发放的纪念品，如方丈升座、佛像开光、宝塔落成、寺院传戒等，上面一般绣着寺院和法事活动的名称。信徒们都很喜欢香袋，在去寺院瞻礼和朝山的时候都背着它，里面装着法衣和佛经、功课本等。制作朴素大方的香袋人们都很喜欢，一般在朝拜佛教名山大寺祖庭的时候，同一个朝山团体，都背着同样一种款式的香袋，上面绣着“某省某地朝山团”，很整齐庄重，小小一个朝山袋，装着善男信女同登彼岸的希望和祈愿。
　　香袋应该是清末民国时期才有的。以前出家人用袈裟袋、打包，这是类似褡裢的东西，大小最长者，前方到脐部，后方至腰边，长条形两层布缝制为袋，两头缝合，当中开口，搭在肩上。人们出门的时候背着袈裟袋，我们现在想起来一定很不方便。随着褡裢的消失，袈裟袋也没了，演变成了现在的香袋。其实，僧人日常所有的物品虽然很少，但是一个香袋还是装不下的。我们看到的玄奘法师西行取经画像，这幅画像不一定反映玄奘法师取经的真实情形，不过，却是按照当时行脚僧人的石刻画像绘制的。现在这件石刻还在国家博物馆的珍宝馆里，画面上僧人背着的一人高的竹制或木制的靠架，架上有一些格子，里面放置着经书行囊等，甚至头上还挂着一盏灯，大概利于夜间行走吧，这都是一个袈裟袋放不下的。现在僧人的行装也是一个香袋放不下的，在出外参学或在踏上朝圣之旅的时候，除了香袋之外，还有旅行箱。虽然香袋不属于僧装之类，但是，它跟僧装关系密切，所以，放在僧装一节叙述。
　　佛教文献记载的僧装还有威仪细、挂络、偏衫、裙子、直缀、禅带等，我们只能从文献的描述中想象一下它们的样子，或者对照古代流传下来的绘画作品《韩熙载夜宴图》和《清明上河图》中僧人的画像找出相应的部分，我们从现在僧人的身上已见不到它们了。不过，比丘尼在冬天往往都披着针织的黑色披肩，当然和普通女性的披肩不同，它的原型应该就是挂络和威仪细。
　　
　　僧装的材质。袈裟、海青、大褂、僧鞋、香袋等都以最朴素、最便宜的材料制成，最初就是布、麻之类。当化纤产品出现以后，开始一段时间，价格是比麻布之类价格要贵的，当人们知道麻布之类才是最健康的贴身布料后，麻布就比化纤制品价格贵得多了。难道现在我们必须要去穿更便宜的化纤布料吗？我想这是没必要的，也许祖师们早就知道天然的东西才是最好的、健康的、有益的。
　　更好的还有丝绸锦帛等，现在社会发展，物质丰富，人们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一名僧人如果从尊崇袈裟、庄严道场、具足威仪的想法出发，穿用丝绸的袈裟，或有一两件好的衣物，甚至是名牌商品，我想这也是可以开许的，当然皮毛制品除外。象僧鞋、香袋等要是用皮革制成的话，也许更耐磨、耐用些，中国的僧侣因为以慈悲心为出发点，也不用皮毛制品。
　　藏传、南传佛教的僧侣穿皮鞋可能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在中国汉传佛教是行不通的。现在同是源于汉传佛教的日本、朝鲜、越南的佛教僧侣，在正式的佛教场合，也有很多穿皮鞋的，我想这是佛教发展的多样性吧。
　　
　　僧装改革  僧装也不是一点不变的，唐代义净法师游学五印归来后对比印度和唐代僧侣的风俗习惯，发现很多都不合佛制、不合戒律，在僧装方面也提出过改革，但就当时和以后佛教的发展来看，他的主张并没有得到推行。同样，民国时期，太虚大师考察西洋和东洋文明，提倡佛教改革，也包括僧装改革，现在看来只落下一套小褂裤，他也并没有改掉海青和大褂，可见收效也不大。时光流转、世事变迁，人们的服装从鹅冠博带、广袖善舞到现在的西短袖圆领衫、超短裙，社会上每个时代都有特有的服装流行趋势。当末代皇帝都已经西装革履的时候，我们僧装依旧。炎热夏天，街上小伙子们穿着背心短裤，僧人最低限度也要穿小褂裤，小褂也是长袖的，有的寺院要求必须穿大褂上街，在民国的时候是必须穿海青的。即使在寺院里面，只要在寮房外面行走，也是要穿小褂裤的。小和尚为了凉快上身穿半截袖的汗衫，被老师父看到，是要挨骂的。
　　我们本着佛陀和祖师的慈训，在僧装上虽然有所改变，却最大限度地保持着传统。佛制的袈裟（古印度）、祖制海青（汉唐）、大褂（宋明）、小褂（民国），内装（现代），现在都穿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的僧装上体现了印度和中国、古代和现代的服装文明，两三千年的服装史在我们的僧装上留下了印记。在我国的僧团中，除了袈裟，海青算是最尊胜的僧服了。在一些比较庄重的场合，如听经、会宾、议事，以及晋见长老等，都要穿着海青。由于海青体量肥大，用布较多，而宽松摇摆，动作不便，同时又非佛制，所以，近世以来，已经有人提议改革。民国太虚法师等，就曾经倡导过新式的僧装。不过反对者也很多，认为传统的服式，肃穆庄严，不宜轻言改革。新中国初期，中国佛教协会成立，有人提议彻底改变僧装，以跟上时代潮流，虚云大师坚决反对。因此，在见仁见智的情形下，到现在还没有一个结论。
　　从海青、大褂到小褂，我们也可以看到僧装的一些变化。但是，中国佛教有着“继承佛教优良传统”的习惯，即当我们穿着改良的小裤褂的时候，却并没有放弃大褂和海青，“喜新而不厌旧”，这也是海内外华僧服装的一个共同点和特征。可以说，僧装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现在的僧人有的不穿长筒袜子，改穿商店买的普通袜子，不过，为了坐禅，肥大的僧裤是要穿的，绑腿是要扎的。许多年轻僧人爱活动，腿上每天都要勒得深深的一道红印子，尤其炎热的夏天，更不利于健康。而且，现在都是很多俗人在做僧衣，他们并没有感同身受的体会，所以，僧装的款式和质量普遍地不能让人满意。
　　现在的僧装，有些人，尤其年轻的僧人认为有点累赘、不合时宜，还应该改革。综合分析，如果进行僧装改革，我揣摩应该有这样几种观点，1.佛制祖制一律不改。即中国佛教发展到现在，存在就是有道理的，不能动；中国佛教能够历经风风雨雨两千年，流传到现在是不容易的，是靠传统传承的，都改了像什么样子。虚云禅师坚决反对僧装改革，《虚云老和尚年谱》中记载了老和尚1953年在北京力挽狂澜，才为现代僧人保留了“圆领大衣”的事迹；佛教存在下来已是万幸，怎么能改呢？ 2.佛制不可改，祖制可改。即佛制的袈裟不可改，祖制的海青、大褂、小褂裤可以改；3.佛制可改，祖制不可改。即佛制袈裟还有改革的必要，像日本僧人的袈裟不是变成一个小条条了吗？而为了突出汉传佛教特色，祖制的海青、大褂等不能改；4.佛制要改，祖制也要改。即我们现在的袈裟与佛陀最初所制已然不同，再变化一些有何不可，况且，佛制袈裟也是仿照当时热带的印度常人的服式，就是现在印度人的服装也都变化了。祖制的海青、大褂等，无非是汉唐宋明俗人的服装，就跟现在我们穿中山装、西服没有区别。如果现在佛教才传来中国，那么，袈裟一定披在我们的中山装、西服上面。僧装只有适当的改革，树立现代朝气蓬勃、进取向上的僧人形象，才能更好地弘扬佛法、传播佛教，要不现在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看僧人有些暮气，都是“古董”，同于“巫卜星象”，见面就问你“会武术吗？”“会算卦吗？”难道我们一身僧装就告诉大家，我们是干这一行的吗？所以，非改不可。
　　如上面几种观点，也许争论多少年，也不会有结果。但那也不一定是坏事，因为僧装改革这件事确实事关重大，牵一发而动全身。一定要审时度势，适当调整才行。而且中国汉传佛教僧装的改革还要考虑到港澳台和海外华僧的情况，不能割裂开来，因为我们是一个整体。匆忙的、武断的改革是不可取的。像汉语文字改革一样，我们大陆使用简体汉字，而港澳台和海外华人都使用繁体汉字，这样就把中华文化割裂开来了。现在的简体字是不能完全表达古代汉语的意思的，简体汉字，使我们今天的年轻人，一下子从文字上和中国古代汉语、古代文化产生隔阂。他们怎样继承中国古代文明的优良传统呢？我们的古代文明韩国、日本视若珍宝，近代以来我们却视若敝履。搞得现在不是日风盛行，就是韩风猛吹。我们佛教绝对不能这样，一定要在坚守我们根本的同时，综合考虑。因为，这是百年大计、万年大计，僧装改革，必须慎重。
　　
　　僧服是什么？有人说 “是解脱服”；有人说“披上袈裟事更多”（因为出家以后，按照大乘佛教的原则，不只为自己解脱，还有度化更多人的责任和义务。当然对这句话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它承载着过去，展示着未来。我们穿着层层叠叠的僧装，默默经行，路人眼神中满是不解和愕然，而我们已经习惯和适应了，每每有人问：你们为什么穿这样的衣服？僧人合掌不语。正所谓：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