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是中国佛教最发达的时期，也是僧人书法最发达的时期，僧人书法家辈出，据陶九成《书史会要》，单单唐代就有杰出的书僧28人。

释智永，陈、隋间书法家，名法极，王羲之七世孙，山阴（浙江绍兴）永兴寺僧，人称“永禅师”。智永近承家法，远涉张芝，工于楷、草，其书法被称为是从南朝过渡到唐代的桥梁。他的墨迹留存于今的有《千字文》和《归田赋》，其中《千字文》最为著名。《千字文》原是古代的蒙童识字课本，智永所书的《千字文》用笔藏头护尾，一波三折，刚柔相济，含蓄而有韵律，字体规整，结构匀称，疏密合体，有“二王”遗风。清代何绍基评其曰：“笔笔从空中来，从空中住，虽屋漏痕，犹不足喻也。”智永在永欣寺学书40年。40年间，他精心临摹了《千字文》800本，分赠江南各寺。他写完800本《千字文》时，已是八十多岁了，所用秃的笔头整整装了10瓮。此外智永在研究书法的基本笔法“永字八法”上也很有功绩，“后世所传水字八法，自崔张钟王传授，所用流于万字，智永益发其旨趣，授于虞世南”。“永字八法”自智永的整理和推介后便被书法界广泛地认同和接受，据说，当时向智永求字的人络绎不绝，竟把木制的门槛都有给踩坏了。

释怀素，中唐名僧，玄奘法师门徒，字藏真，以“狂草”闻名。怀素好饮酒，性格狂放，人称“醉素”，与张旭并称“张颠素醉”，同为草书艺术之代表。与张旭相比，张妙于肥，素炒于瘦。怀素草书的特点，一言以蔽之，即“瘦硬”。留存于世的作品有《自叙帖》、《苦笋帖》和《论书帖》等，最著名的是《苦笋帖》。李白因爱怀素草书“不师古”而作《草书歌行》推奖之，称他“独任天机催格律”、“志在新奇无定则”，酣醉作书，独辟蹊径。总之，怀素的草书奔放流畅，一气呵成，笔画的转折微妙而可辨，圆到而不失于率直；运笔判然内捩，属于中锋。至于书写速度，怀素是相当快的，可谓心手相应，技巧娴熟，体现出一“捷”字；而其笔性则遒劲、凝重，快中带顿挫、利中见韧性，体现出一“涩”字。古人论书法运笔之妙，只取“捷涩”两字。怀素草书正是“捷涩”全齐，极为难能。然而更有“神”者，怀素草书的结体奇肆险巇，摄人魂魄，令人退犹不及，只能顿足叫绝。

释亚栖，晚唐名僧，《宣和书谱》中说他“喜作字，得张颠笔意，昭宗光化中对殿庭草书，两赐紫袍，一时为之荣。”他自己也曾作《对御书后》一绝，云：“通禅笔法得玄门，亲人长安谒至尊。莫怪出来多意气，草书曾悦圣明君。”此可看出亚栖对自己书法的得意和自负。明代李晔《六研斋二笔》中言“亚栖书开元寺壁，笔势浓郁，古帖有之，亦是晚唐奇迹。”亚栖不但在书法实践上颇有造诣，而且还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书法理论家，他喜欢论书，所著《论书》中提出了“凡书通即变”的著名观点，以为“变”是书家成功的关键，他说：“凡书通即变。王变白云体，欧变右军体，柳变欧阳体，永禅师、褚遂良、颜真卿、虞世南等，并得书中法，后皆自变其体，以传后世，俱得垂名。若执法不变，纵能人石三分，亦被号为书奴，终非自立之体。此是书家之大要。”亚栖重视“变”的倾向反映了禅家不立宗派的精神，是与亚栖样僧的身份是相符合的。亚栖善草书，但黄庭坚却说“草书书法坏于亚栖”，这种指责正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亚栖不为前人“书奴”的“变”的书法风格。《书史会要》评亚栖云：“喜作字，得张颠笔意，每论颠云：‘人徒知张之颠，而不知实非颠也……此亚栖所以独得，而世俗语未必知也。”亚栖虽然得张旭笔意，但没有成为张旭的“书奴”，自有“独得”，所谓“禅心语事，独得精微”也。

与隋唐相比，宋元明清时代真正自创一派的杰出书僧已很罕见，僧界的书法成就也相对暗淡，这多少与宋以后禅宗的败落（佛教中所谓的“法久弊生”）有关。随着禅宗的败落，佛门中文化素质和艺术修养的总体水平下降了，出家为僧者大多不是出于好佛，而是出于其他的原因，比如避乱求隐、贫穷求食等。可想而知，在这样的出家动机下，真正有志于书法艺术的僧人自然会减少。但是，此一时期书法上较有造诣的僧人还是有那么几位的，比如释佛印、大慧来果、一山一宁、石涛和尚、八大山人等，在这些人当中，石涛和尚和八大山人应是最杰出的两位。

石涛和尚亦称苦瓜和尚，是一位书画双绝的名僧，其书于真书、行书中多含隶意，有六朝写经的体势，清健灵秀，颇有雅韵。同时他的书法也和他的绘画一样，富有山野味，这反映了石涛和尚在一生游荡江湖的过程中所获得的山水灵气对其审美意识的形成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石涛和尚的书法座右铭是“借笔墨以写天地万物而陶泳乎我也。”

八大山人，即朱耷，为明朝宗室，僧名传綮、刃庵、个山、个山驴、个屋、驴屋等。八大山人的书法风格，章草似索靖，行书近米芾。行草书均秀健清新，用笔方圆相兼，结体俯仰欹侧，纵横奇正，笔势相携，似散而不散，疏朗有致，并将秃笔的意趣加以发扬，形成为含蓄圆和的个人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