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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与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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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未知 文章来源:佛教天地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5-2-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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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佛教与山、人文与自然,这是本书的主题。 从释迦立教的本意上讲,佛教是一门修身养性的学问,而不是迷信。佛教哲学中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属于唯心主义,但其思想方法却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佛教还具有独特的伦理学、心理学、逻辑学,同时还与文学艺术(诸如小说、诗歌、绘画、雕塑、音乐等)、语言文字学、民族风俗学、政治历史学、天文学、医学、体育养生学等有着密切的关系。佛教是人类的文化现象之一,是世界文化宝库中放射异彩但尚未完全被人感受到的一种珍品。佛教的根本精神是去恶从善、去染成净、护生佐世,用“出世”思想表示其“入世”的态度,亦即用“出世法”改造“世间法”。它的关于“众生平等”、人人具有佛性的主张,包含着深刻的人人可以教育、可以造就、布衣可以成圣的思想,认为只要通过戒、定、慧三学(同时也是三个阶段)的修习,便可证菩提、入涅般木,亦即所谓成佛。佛教的最高境界的特点是清净、虚寂。为了便于达到这样的一种境界,僧人往往希望远离尘世之名利场,寻求可以寄身托志之所。而自然界中之山,得阳光雨露的化育,受风霜寒热之洗礼,尤具天地之灵气。林海云涛衬其静,飞瀑流泉见其净,莽莽苍苍显其空,虎踪鹿迹明其虚,自然之风采,天造的神韵,难以状貌。净、静、虚、空在僧人与崇山峻岭之间架起一道无形的桥梁,于是产生了独特的人文与奇特的自然融于一体的佛教名山。 中国的佛教名山不啻成百上千,仅近世高鹤年居士亲自行脚游历者则有四大名山(五台山、九华山、普陀山、峨眉山)、五岳(嵩山、泰山、衡山、恒山、华山)、终南、天台、雁荡、罗浮、鸡足、武当、云居、庐阜、黄山、金山、焦山、武夷、天目、齐云、贸阝山、牛首、栖霞、紫金、药山、岳麓、云岗、华盖,崆峒、紫柏、鼎湖、越秀、杯渡、云台、邓尉、灵岩、曹溪、上方等、宝华、大茅等百数十山,遍布华北、关陕、川蜀、中南、华东十余省,相当于大半个中国,而且,这还远非佛教名山的全部。因此故,俗谚云:“天下名山僧占多”。不过,这个俗谚其实只道出了事情的一个方面。也就是说,僧人选择名山修习是一个方面,而他们一旦住山,便从此成为此山的义务护林员、育林员,而且将文化引进山林,形成人文景观,从而扩大、升华了这座名山的内函,则是另外一个方面。寺于山得其所,山以寺而扬其名,纯自然之名山变成了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双美之名山。当中国化的禅宗创立之后,这一趋势和作用尤其变得明显。 本书所介绍的十山是众多中国佛教名山中之佼佼者,因此更能集中地、典型地反映出中国佛教名山的特点。具体言之,这些名山的特点是: 一、都拥有诸多幽美、壮观、奇特、多姿的自然风景点。以十山中最偏远的云南省鸡足山为例,其景点有华首晴雷、苍山积雪、洱海回岚、万壑松涛、飞瀑穿云、重崖返照等等,或喻苍崖之险峻,或写瀑坠如悬练,或状松声之低吟高唱,或描环山之湖光山色……闻其名即欲临其境,临其境则令人既忘言又忘情。其中之美全在不言之中。鸡足山如此,余山亦不例外。 二、都拥有雄伟壮丽之中见其玲珑剔透的古建筑群。或殿、或堂、或廊、或庑、或楼阁、或宝塔,有的如星罗棋布,在泼黛苍翠的群山之中隐现其红墙黄瓦、飘逸的檐角和高耸的塔刹;有的联而成片,依山而建,高低就势,参差错落,鳞次栉比。不同的建筑具有不同的时代风格特点,默默地叙说着兴衰荣辱的沧桑巨变,记录下建筑历史的曲折轨迹。在一座座殿堂阁塔中,或金像庄严,或舍利呈祥,或碑碣传幽,或经籍遗香,或钟磬唱古,或壁画流丹,满目尽是希世文物,处处珍藏国之重宝。在竹帛黄卷中它们早已记录在案,在滚滚向前的历史长河中它们则仍然是跳跃闪光的一朵朵浪花。僧人们不仅藉山川与经教淘洗心灵,同时也用汗力养育了山林以及山林文化。凡称得上佛教名山者,山川之秀与“三宝”之灵,二者不可或缺。 三、都往往是儒、释、道三教并存共处之山。佛教名山其实并不是单一弘扬佛教之山,而往往是既有僧人和寺院,又有诸生和书院、道士和真观,同时并存共处一山之中,既斗争,又联系,互受影响,互相融合,酿造出芬芳民族特色的传统文化。儒家讲宁静致远、淡泊明志;道家讲致虚、宁静、归根、复命,这与释子追求的最高境界不无相似、相通,这或许就是不同的学说,不同的宗教选择山林作为其研习学问、修练功课的同一衷怀。三教同山为三教融合、加速佛教中国化过程创造了一种宜人的氛围、一个特定的良好环境、一条便捷的通途。这就是为什么本书在编写体例上既着重于佛教,又同时着眼于儒道二教的原因。这样做,可以从更宽的视角、更高的层次上观察、突出这些佛教名山的文化内函,同时也可以更深层、更详尽地开发其旅游经济的丰富资源。 四、这些名山大多具有国际文化交流的悠久历史,因此不仅誉满神州,而且也称美于海外。据可考者约略统计,在本书所介绍的十山中活动的外国僧人,属西域国籍的有25人左右,属韩国国籍的约69人,属日本国籍的约27人。如许之多的外籍僧人前后相踵、东来西往,或传法,或求法,时间绵历千余年,堪称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观。他们那种不畏艰难险阻、长途跋涉的传道受业精神,为后人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由于他们的不懈努力,大大地促进了佛教文化的广泛传播,使佛教成为世界性宗教;在传播佛教的同时,也传播了西域和中国的文明,增进了中国人民与有关国家人民之间的友谊,而这些佛教名山也因此而提高了知名度,使之具有了一定的国际性。 本书提供有大量翔实的资料,从自然与人文的广角研究和介绍了这些名山峻岭。此书集研究与实用、学术与旅游价值于一身,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希望能对研究者和旅游者都有所裨益。 顺此说明,本书《文殊道场五台山》由温金玉同志撰稿;《法华圣地天台山》、《禅宗祖庭嵩岳山》、《佛国净土匡庐山》、《亦禅亦教衡岳山》、《普贤道场峨眉山》、《迦叶道场鸡足山》由白炎同志撰稿;《地藏道场九华山》、《观音道场普陀山》由陈景富同志撰稿;《诸宗竞演终南山》由杨照林、陈景富同志撰稿。全书最后由白炎、陈景富补充修改审定。 陈景富于西安寓所无说斋1997.2.20日
一 文殊道场五台山
五台山是着名的佛教圣地。自两汉之际佛教传入汉地,到东晋十六国时期,便逐渐弘传至这一地区。从此,五台山佛教历经沦桑,弘传不绝。寺庙林立,香火兴盛,名僧济济,宗派繁多。五台山成为海内外信众虔心巡礼朝拜的佛国圣地,与峨眉山、普陀山和九华山并称中国佛教四大名山。
一、地理形胜 五台山在山西省的东北部,位于北纬39°02′、东经113°32′附近,地跨山西省的五台县、代县、繁峙县和河北省的阜平县二省四县,但其大部分在五台县境内。五台山属太行山一个支脉,为东北至西南走向,东北高,西南低,纵长约二百里,方圆五百里。有东台、西台、南台、北台和中台五大高峰。东台望海峰,海拔2795米;西台挂月峰,海拔2773米;南台锦绣峰,海拔2485米;中台翠岩峰,海拔2894米;北台叶斗峰,海拔高达3058米,为我国华北地区最高峰,素有“华北屋脊”之称。五座台顶虽峻极云表,峰顶却平坦宽广,“有如垒土之台”,故称五台。又因此山“岁积坚冰,夏仍飞雪,曾无炎暑”(《广清凉传》卷上),亦称为“清凉山”,并被人们誉为“清凉圣境”。五台山景色宜人,风光秀丽,气候凉爽,是消夏避暑的理想胜地。 五台山五峰耸立,左邻恒岳,右接天池,北陵紫塞,南俯中原,环基所至五百余里。自古便有五台、四土垂、四关、四门等形胜说法。 其实,古今五台的分布罗列是有差异的。宋代僧延一的《广清凉传》卷上说:“至巨唐俨禅师,神异僧也,尝登西、南台之上,望见五顶,皆有五色云覆之。随云覆者配之为台,唯古之中台,即今之北台;古之南台,即今之中台(孝文封为南岳也)。余皆定矣。”唐代行俨禅师(?—849)以前的五座台顶是:北台为大黄尖,中台为叶斗峰,南台为翠岩峰,西台为挂月峰,东台为望海峰。此后的五座台顶变为:北台叶斗峰,中台翠岩峰,南台锦绣峰,西台挂月峰,东台望海峰。古今五台,中、北、南台有变,东、西二台相同。人们习惯上把五台之外称为台外,五台之内则称为台内。 所谓四土垂,在《广清凉传》中说:“按《灵记》,五台山有四土垂,去台各一百二十里”。东土垂无恤台,即恒山顶,在山西省浑源县境内;西土垂瞢薨豆山,即管涔山,在山西省宁武县境内;南土垂系舟山,在五台县灵境乡境内;北土垂覆宿堆,即夏屋山。明代沙门镇澄所撰《清凉山志》卷二也说:“五峰之外,复有四土垂,东曰青峰土垂,即常山,亦名无恤台,赵襄子曾登是山,因以为名。南曰朱明土垂,即方山,李长者着论处。西曰鹤林土垂,即马头山,亦名磨笄山,代子夫人磨笄自杀处也。北曰玄冥土垂,即夏屋山,亦名覆宿山,古之帝王避暑处”。这里所说的四土垂与《广清凉传》略有不同,东土垂仍为恒山,南土垂方山,在山西省寿阳县东北40里,西土垂马头山,在山西代县城东南25里。北土垂仍为夏屋山。 所谓四关,在《清凉山志》卷1中载,五台山“雄据雁代,盘礴数州,在四关之中,周五百余里。”四关,即指雁门关、龙泉关、平型关和牧护关。雁门关,亦名西陉关,在山西省代县西北30里处;龙泉关,在河北省阜平县西70里处;平型关,在山西省繁峙县东130里处;牧护关,在五台县城东南10里处。此外,五台山还有四门的说法。近人李相之在其《五台山游记》中说:“五台山有东西南北四门。南门有三层:第一层叫大关,亦名虎狼(牢)关,离济胜桥四、五里。第二层是阁子岭,岭上有‘五台奇胜’石碑一座。第三层是虎阳岭。北门是鸿门岩,东门为龙泉关,西门即峨峪岭。”四关四门,分列于五台山东西南北四周边界上,成为五台山佛国圣地的出入门户。 《敦煌石室遗书》中的佛教史籍说:“昔人颂宇内灵奇之境,恒言五岳之外,复有三山。盖谓五台、峨眉、普陀也。三山皆因佛迹显,而五台尤以山辟最早,境地最幽,灵贶最赫,故得名独盛。”五台山地区这一特殊的地理形势,在文化地理学意义上,自然地为五台山佛教道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即构成以五峰环抱的台内台怀镇为主体基地,四方弘布,东叩阜平的龙泉关、西临宁武的管涔山、南接寿阳的方山、北倚北岳恒山的地域广阔、佛法独特的北方系五台山佛教文化圈。
二、佛教沿革 五台山相传为文殊菩萨应化道场。早在东晋十六国宋武帝永初二年(421),即北魏泰常六年,天竺沙门佛陀跋陀罗所译《大方广佛华严经》60卷中《菩萨住处品》载:“东北方有菩萨住处,名清凉山。过去诸菩萨常于中住。彼现有菩萨,名文殊师利,有一万菩萨眷属,常为说法。”此经把清凉山定为文殊师利所居之地。唐景龙四年(710),菩提流支译出的《佛说文殊师利宝藏陀罗尼经》中说:“尔时,世尊复告金刚密迹主言,我灭度后于南赡部洲(大地)东北方,有国名大震那。其国中有山名曰五顶,文殊师利童子游行居住,为诸众生于中说法。”中国古称震那国,五台山亦在中国的东北方,尤其是上述二经提到的“清凉山”、“五顶”山,恰好符合五台山“五峦巍然”、气候清凉的特征。由此武则天在位时法藏所着《华严经探玄记》卷15就说:“清凉山则是代州五台山也。于中现有古清凉寺,以冬夏积雪,故以为名。此山及文殊灵应等,有传记三卷。”正式确认清凉山就是五台山,而五台山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唐华严宗四祖澄观在所撰《华严经疏》中更直截了当圆满了这一说法:“清凉山,即代州雁门郡五台山也,于中现有清凉寺,以岁积坚冰,夏仍飞雪,曾无炎暑,故曰清凉。五峰耸出,顶无林木,有如垒土之台,故曰五台。表我大圣五智已圆,五眼已净,总五部之真秘,洞五阴之真源,故首戴五佛之冠,顶分五方之髻,运五乘之要,清五浊之灾矣。”将清凉山等同于五台山,把五台山确定为文殊菩萨道场这一衍化过程,从北魏开始,一直到澄观撰《华严经疏》止,可以说基本结束。从此,五台山文殊信仰在中国佛教史上独标一帜,影响越来越大。文殊为释迦牟尼佛的九代祖师,亦称诸佛之母,在佛教信仰中地位极尊,五台山因了文殊道场的缘由,也就受到了僧俗信众的信仰、历代帝王的崇建以及王公武将文臣的护持,成为汉、藏、满、蒙各民族尊奉、海内外知名的佛教圣地。 1、五台山佛教的肇始及兴衰 在我国佛教四大名山中,五台山佛教的兴衰和寺庙创建最早。关于五台山佛教的兴始和寺庙创建的时间,自古以来,说法很多。 明代高僧镇澄所撰《清凉山志》载:摄摩腾、竺法兰“于永平十年丁卯十二月至洛阳,”“明年春,礼清凉山回,奏帝建伽蓝。腾以山形若印度灵鹫山,寺依山名也。帝复以始信佛化,乃加大孚,孚者信也。始度僧数十居之。”若依此说,大孚灵鹫寺当始建于汉明帝永平十一年,是五台山最早的寺庙。此说源于唐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其山属代州五台县,备有五台。中台最高,目极千里,山川如掌上……从台东南而下三十里许,有古大孚灵鹫寺,见有东西二道场,佛事备焉。古老传云汉明帝所造。”五台山东汉兴佛建寺之说,亦同样见于宋延一重编的《广清凉传》,“大孚灵鹫寺者,世传后汉永平中所立。”这一说法因了道宣的声望及《清凉山志》的广泛流通,目前较为流行,但查诸僧传,均未载摩腾、法兰于永平十一年春至五台山一事。且摩腾其人,刘宋之前不见史载,是否确有其人,学术界尚无定论。至于法兰传中说的“忄音又于西域得画释迦倚像,是优田王旃檀像师第四作也。既至洛阳,明帝即令画工写,置清凉台中及显节陵上”(梁《高僧传》卷1)。其中的“清凉台”在洛阳白马寺中,并不是清凉山(即五台山)。明末清初着名学者顾炎武在其《五台山记》中说:“余考之,五台山在汉为虑厂虎县,而山之史始见于齐。其佛寺之建,当在后魏之时,而彼教之人以为摄摩腾自天竺来此,即居是山。不知汉孝明图像之清凉台在洛阳而不在此也。”其实,根据史料记载及考证,在东晋初年、后赵时期,由天竺高僧佛图澄及其弟子东晋名僧释道安方将佛教传入山西境内。所以,东汉时五台山即建有佛寺的说法是难以成立的。况且,五台山回环五百余里,大孚灵鹫寺即今菩萨顶、显通寺一带,处于五台山腹地,交通十分不便。在佛教初传汉地之时,即在这里建造寺庙,恐怕是不大可能的。 在记述五台山佛教史迹最古老的着作唐代沙门慧祥所撰《古清凉传》中又有另一种说法: “大孚图寺,寺本元魏文帝所立。帝曾游止,具奉圣仪,爰发圣心,创兹寺宇。孚者,信也,言帝既遇非常之境,将弘大信。且今见有东西二堂,像设存焉,其余廊庑基域,仿佛犹存。《括地志》以孚为铺,《高僧传》以孚为布,斯皆传录之谬也。”依此说,大孚灵鹫寺是建于北魏孝文帝时,释慧祥所说的《高僧传》是指唐道宣所着《续高僧传》,其中《昙韵传》载:“昔元魏孝文,尝于中台置大布寺,帝曾游止,具奉圣仪”。根据文献记载和历史文物考证,北魏时期五台山兴建佛寺之说是可以成立的。 建立北魏政权的拓跋氏,先前僻居朔漠,“故浮图之教,未之得闻,或闻而未信也”(《魏书·释老志》),到拓跋王圭时,始知佛法,只是当时“天下初定,戎车屡动,庶事草创,未建图宇,招延僧众也”(同上)。398年,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天下粗定,遂频诏建寺,礼敬僧人。拓跋王圭开北魏崇佛之风气,从此代皆如此。文成帝时(452—465),为其祖先铸释迦立像五尊,高丈六,用赤金25万斤。又任沙门昙曜为沙门统,于城西武州塞凿山开窟五所,雕饰奇伟,冠绝一世。这就是着名的云冈石窟。孝文帝立,笃好佛理,大兴佛寺,至太和六年(477),平城即有僧尼二千余人,新旧寺约一百余所,魏境四方各地僧尼77258人,有寺6478所。北魏的崇佛政策,影响波及整个北国。处于平城东南600余里的五台山,此时兴寺度僧,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 五台山佛教的兴起和佛寺的兴建始于北魏孝文帝时期。据《古清凉传》、《广清凉传》载,“元魏孝文,北台不远,常年礼谒,”并至台山避暑,于中台置千许“小石浮图”,在清凉谷岭建造了清凉寺。日僧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认为“此五台山,都号清凉山,山中造寺,此寺最初,故号清凉寺。”孝文帝登五台山时,见“有一小峰,顶平无林木,岿然高显,类西域之鹫峰”(《广清凉传》)。遂“爰发圣心,”造建了大孚灵鹫寺,又于寺前种植花园二、三顷。并且环绕鹫峰置建了12座寺院。五台山佛教由此而兴。孝文帝以后,诸帝也都崇佛,“魏高祖太和中,代京阉官自慨刑余,奏乞入山修道,敕许之。乃赍《华严》昼夜读诵,礼悔不息。一夏不满,至六月末,髭须生,得丈夫相。以状闻,帝大惊,重之。于是国敬《华严》,复尊恒日”(《大唐内典录》)。皇帝奉佛,朝野风从,一时皇亲国戚、王公贵族等,纷纷施财信佛,立寺建塔,至山瞻礼灵迹。魏文帝第四女信诚公主于五台山兴建佛殿讲堂,置公主寺。棣州剌史崔震于中台造精舍一所、小石塔数枚。宕昌王亦曾游五台山,于佛光山造宕昌寺和佛光寺。在元魏时期,五台山已建有佛光寺、宕昌寺、清凉寺、大孚灵鹫寺、公主寺、观海寺、铜钟寺等数十座寺庙,且“岁时香火,遣使敬修”。可见,其时五台山佛教已很兴盛。 北齐诸帝大多好佛,至使齐境佛刹林立,僧尼众多。至今山西境内北齐佛教遗迹,还有多处。五台山佛教在北齐崇佛风气下,得到大规模的发展,进入其佛教发展的第一个繁盛期。《古清凉传》载:“爰及北齐高氏,深弘像教,宇内寺塔,将四十千。此中(指五台山)伽兰,数过二百。又割八州之税,以供山众衣药之资焉。”按正史,周武帝灭齐后,执行废佛政策,在原北齐境内没收佛寺四万余所,使三百万僧人还俗。可见慧祥的记载大致符合史实。一座五台山,居然建寺二百,并割八州之税供养,可见当时五台山佛教之盛。北齐初年,第三王子入山求见文殊菩萨,烧身供养,诏修王子烧身寺(即今寿宁寺)。 周武灭佛,齐境盛极一时的佛教,于此衰落,五台山佛教也遭到毁灭性打击,寺庙悉毁,僧尼还俗。以至慧祥感叹道:“遭周武灭法,释典凌迟。芳徽盛轨,湮沦殆尽”(《古清凉传》)。 隋兴,一改废佛为崇佛。隋文帝于开皇元年(581)“下诏,五顶各置寺一所,设文殊像,各度僧三人,令事焚修”(《清凉山志》)。开皇十三年(593),文帝又派人至五台山,设斋度僧,并自称“佛弟子。”五台山佛教又走上了恢复和发展的道路。 唐代是五台山佛教发展的极盛时期。李渊父子由太原起兵而有天下,建立唐王朝。因此,他们把太原府辖境内的五台山看作是“龙兴之地”。贞观九年(635),唐太宗下诏云:“五台山者,文殊门必宅,万圣幽栖,境系太原,实我祖宗植德之所。尤当建寺度僧,切宜祗畏”(《清凉山志》)。于是,在五台山建寺十所,度僧百数。这就奠定了有唐一代对五台山佛教的基本政策。武则天为了给自己君临天下制造舆论,对佛教特别热心。长安二年(702),武则天自称她“神游五顶”,敕命重建五台山清凉寺,竣工后,命名僧感法师为寺住持,并封感法师为“昌平县开国公,食邑一千户,主掌京国僧尼事”(《广清凉传》)。清凉山住持感法师成为掌管全国佛教事务的最高僧官,这是五台山佛教在全国佛教界取得举足轻重地位的发端。武则天遣使到大孚灵鹫寺前,采花万朵,移到禁苑,命内道场栽植供养。并派尼妙胜在中台造塔,一年完工;遣内侍黄门金守珍就山供养,设斋供一万菩萨,设斋之日,巡礼僧达万人。唐代宗时着名高僧不空曾派弟子含光来五台山建金阁寺,不空首先施舍自己的财产,并动员代宗及诸大臣赞助。于是,宰相王缙从中书省开出募捐许可证,命五台山的僧侣数十人,分赴全国各地募捐。代宗也给全国十节度使下诏,让他们支持这项募捐活动。金阁寺建成后,又造了玉华寺。大历五年(770)不空还曾亲自到五台山修功德,并运用自己在朝廷的势力,奏请天子在天下着名寺院都建文殊阁,作为五台山根本道场的支院。又奏请在天下各寺院食堂中改所供宾头卢尊者为文殊。这样就把文殊信仰推广至全国,形成了以五台山为中心,以各着名寺院为枢纽,遍布天下各大小寺院的文珠信仰之网。五台山佛教经唐代诸帝的倾心供奉推动,寺院建筑规模宏大,全山僧尼数以万计,进入其佛教发展的第二个繁盛期。当时全山有佛寺360余所,其中规模宏丽者70余所,全山僧尼”达万人之众”(《全唐文》卷621)。五台山成为中外佛教徒共同向往的佛教圣地,瞻礼五台山的僧侣,川流不息。 入唐以来,佛教有了很大发展,但国家经历了安史之乱,经济上遭到了巨大破坏,从而和寺院经济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于是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废佛事件。武宗会昌四年(844)禁供佛牙,并敕五台山、终南山、泗州普光寺、凤翔法门寺等处,有佛指骨也不许供养。接着,会昌五年,大规模拆毁寺院,没收寺产,遣散僧尼。凡毁大、中寺院四千六百多所,小的寺庙四万多处,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人,没收寺院良田数千万顷,佛教势力遭到沉重的打击。会昌六年(846),武帝去世,继位的宣宗以至懿宗都力图恢复佛教,但王朝已临末运,藩镇倾轧,农民起义,数十年间,战乱频仍,中国佛教从此衰落。经过这次废佛,五台山佛寺中,只有僻处台外、规模不大的南禅寺遗漏保留下来。此寺建于建中三年(782),距今一千二百多年,成为我国最古的一座现存唐代木构建筑。其余寺院,有的就此湮没,有的重新修复。大中二年(848),宣宗诏令五台山新建五座寺庙,各度僧50人。昭宗时曾敕令重修寿宁寺,并拨给州田百顷。佛光寺,会昌废佛中被毁,宣宗即位后,愿诚和尚重返佛光,整理废墟,女弟子宁公遇施建了东大殿。此殿建于大中十一年(857),距今一千一百多年,是我国保存下来的古建筑中又一颗明珠。 《广清凉传》载:“宣宗践祚,重兴寺宇,敕五台诸寺,度五千僧,再请君页为十寺僧首,并都修造供养主。”可知在宣宗在位期间,又修复了许多寺庙,诏度了五千余名僧人,五台山佛教有了一些恢复。但随即不久的五代,又发生了后周世宗的灭佛事件,遂使五台山佛教又趋式微。《广清凉传》载:“自后周已来,亟遭废毁。甄台寂寞,空余麋鹿之场;宝塔摧颓,但聚鸱枭之迹。俄钟随季,海内分崩,寓县沸腾,生灵涂炭。兵火延及,荡焉靡遗;大率伽兰,多从煨烬。名额既泯,基址徒存,其堪住持者,67所,余皆湮没焉”。由此可知,尚未恢复元气的五台山佛教再遭打击,以至周世宗灭佛后,至宋初,寺院仅存67所。 宋太祖赵匡胤创宋之后,一反后周灭佛政策,转而对佛教进行扶持和保护。于是,五台山佛教又从萧条转向了新的兴盛时期。太平兴国元年(976),太宗诏曰:“五台深林大谷,禅侣幽栖,尽蠲税赋”(《清凉山志》)。并敕中使将金泥书经一藏送至五台山菩萨院供养,“每岁度僧50人,令事清修”(同上)。太平兴国五年(980)正月,又下诏:“重修五台十寺。十寺者,真容、华严、寿宁、兴国、竹林、金阁、法华、秘密、灵境、大贤”(《佛祖统纪》)。并令内侍张廷训往五台山造金铜文殊菩萨像,供奉于真容院。同年四月,又遣使蔡廷玉等到台山建寺,“敕河东路有司运给”(《清凉山志》)。太平兴国七年(982)八月,寺建成,赐额“太平兴国寺”。淳化二年(991),太宗又令:“五台诸寺院,今后每至承天节依例更不试经,特许剃度行者50人,内20人与真容院,余以等第轮次均分诸院“(《宋会要辑稿》)。景德四年(1007),宋真宗又“特赐内库钱一万贯再加修葺”(《广清凉传》)。由于宋代诸帝对五台山的崇建,佛寺兴建增多,僧尼人数猛增。《广清凉传》载:“自是,层楼广殿,飞阁长廊,云日相辉,金碧交映,庄严崇奉,邈越前代矣。”据《广清凉传》载,宋时全山有寺70余所,僧尼五千多人,香火已十分旺盛。 北宋未年,金兵大举伐宋,五台山因与金朝接壤,“比因边亻卒,议括旷土,故我圣境山林,为土兵所有,门开余田斩伐,发露龙神之窟宅,我等寺宇,十残八九,僧众乞丐,散之四方“(《清凉山志)。五台山佛教因战事又一次受到冲击。宣和七年(1125),忻、代二郡失守,金兵占领了五台山,五台山一带僧俗受到金兵烧杀抢掠。五台山僧正真宝曾团练僧兵,联合宋军抵抗金兵。作为金朝统治者的女真族,一方面受当时崇佛社会风尚的影响,另一方面金代诸帝为柔服汉人,加强中原地区统治,亦对五台山佛教加以尊奉。天会十五年(1137),于五台山佛光寺重建七间木构建筑的文殊殿和五间天王殿。正隆三年(1158)建造了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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