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佛塔的地宫或塔身中流行供状佛像,是从北宋的初年开始的。苏州虎丘塔地宫中有铜铸的坐佛和铁铸的十一面观音像,以及檀木雕成的宝相;定县静志寺塔地宫中有鎏金铜像十八件;苏州瑞兴光寺塔出有铜铸的观音和天王力士像八件;金华万佛塔地宫中供奉的佛像数量多达64件,包括了铜、铁、石造的释迦、观音、千佛、罗汉和地藏菩萨等;温州白象塔塔身供养的佛像有99件,主要是泥塑彩绘的菩萨像;在宁波天封塔的地宫中,有明州鄞县赵家打造的一座“天封塔地宫殿”,里面供奉着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阿弥陀佛和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还有阿难像和迦叶像。地宫中的一方铭记明确的记载着:向天封塔下施舍这些造像,是为了让普天下一切受苦的众生,齐沾这种功德所带来的利益和快乐。所以,在佛塔里面再供养佛像,就和供奉佛舍利一样,也可以达到利益众生、祈福禳灾的作用。
除了佛像之外,瑞安仙岩寺塔地宫中还供奉了一尊涂金木雕的僧人坐像,像座的包镶银片上錾刻着“泗洲大圣普照明觉大师”的字样。这位泗州大圣名叫僧伽,是西域的何国人,很具有神通和灵异,曾经向人们现示出了十一面观世音菩萨的形象。唐朝景龙四年(公元710年)圆寂以后,归葬到了泗州的普光王寺。于是,后来的人们都把他当成了观音菩萨的化身来供奉。在宋元时代的佛寺中,有的还特意建造了僧伽殿,里面就专门供奉着僧伽的形象。苏州瑞光寺塔、金华万佛塔、上海兴教寺塔、温州白象塔、宁波天封塔中都有头上戴着僧帽、瞑目端坐的僧伽像,充分反映了当时社会上崇拜和供奉僧伽和尚的风气。
佛教的经典包含着释迦牟尼的全部思想和精神,常常被当作佛的法身舍利。五代以后,在佛塔内也开始供奉这种法身舍利了。在浙江湖州飞英塔中,就有后周广顺元年(公元951年)吴越国太后吴汉月给天台山广福金文院施舍的刻本《妙法莲华经》七卷,用来装经的是极为精致的木胎螺钿膝箱;苏州瑞光塔中有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6年)用金书写在碧纸(磁青纸)上的《妙法莲华经》七卷等;温州白象塔出土了一大批北宋徽宗大观年间(公元1107-1110年)的写经和刻经,有《佛说观无量寿经》、《金光明经》等;丽水碧湖镇北宋塔中发现了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杭州法昌院印造的《佛说观世音经》一卷,绍兴二十二年(公元1152年)的《佛说无量寿佛经》、《金光明经》、《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等;山东莘县北宋塔中出土了刻本的《妙法莲华经》五部。这些佛经有的是在民间极为流行并且很容易念诵的经典,是研究宋代雕版印刷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我们所发现的宋代以前的佛塔,都是供奉释迦牟尼佛舍利的,到了宋代,又有了专门用来埋葬定光佛舍利的佛塔。定光佛又叫作“燃灯佛”,他是在释迦牟尼之前成佛的过去佛祖。据《大智度论》上说:这位过去佛在出生时,一切身边如灯,所以叫他“燃灯太子”,等到他成佛以后,就称他为燃灯佛了。在释迦牟尼前世还是一位儒童时,曾经用青莲花恭敬地奉献给燃灯佛。燃灯佛一见到儒童,就向众人预言说:“在以后的贤劫之世,你就应当作佛了,释迦牟尼是你的尊号。”所以,燃灯佛可以称得上是释迦的启蒙老师了。我们已经发现的供奉燃灯佛舍利的地方有两处,一处是镇江甘露寺铁塔,在北宋神宗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重新安奉唐代的舍利时,又放入了三颗定光佛的舍利子;在山东惠民县归化镇出土了一件定光佛舍利石棺,在棺盖上刻着“沧州乐陵县归化镇罗汉院葬定光佛舍利记”,石棺内装着铁棺,还有丝织品残片和开元通宝钱五十余枚。
从1976年开始,考古工作者清理了云南著名的大理崇圣寺三塔中的主塔塔基和塔顶,发现了六百八十多件珍贵文物。这座塔基中没有地宫,而在塔基的墙洞中发现了泥佛像、泥塔和泥制的梵文咒等物品一百多件。在主塔塔刹中心柱的基座内发现的遗物最多,有木经幢、各种佛教造像、写经和法器等,还有十五面铜镜。佛教造像以铜铸的为主,也有金、银、鎏金、木瓷、铁、玉石、水晶等质地的。其中的大黑天像,是云南地区当时信奉的密宗阿吒力教所崇拜的主要偶像。这批丰富的古代遗物,大致可以定在北宋至南宋时期。
上面所讲的这些宋代佛塔中的发现品,从有关的文字记载来看,它们的施主是没有贵贱之分的,有男的也有女的。有的施主可以出巨资修筑地宫,有的施主却只能向地宫施舍一件包裹佛经的经袱。行善不分贵贱,施舍不论轻重,只要诚心敬佛,天国的福音就会向你降临。同唐代塔基中供奉物的施主只有皇亲国戚、地方官吏、寺院僧尼的情况相比,宋代参予供奉佛舍利的信众无疑就广泛多了,于是佛塔的建造和人们日常精神生活的关系也就更为密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