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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虚大师年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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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太虚大师 文章来源：慧海佛光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5-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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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团，藉免误会’！旧正月，海潮音创刊。大师发表“觉社宣言”，综述一年来弘化业绩。作“海潮音月刊出现世间的宣言”，略云：‘海潮音非他，就是人海思潮中的觉音。……宗旨：发扬大乘佛法真义，应导现代人心正思’。‘新思潮者，名之曰现代人心。……第以新思潮之生起，动不由自，唯是随环境牵动而动（由境界风而动），因不得不动而动（由无明风而动）。……没有自觉自主的力，也没有善的标准与真的轨持，不过是糊涂杂乱，混沌龌龊的一代人心的表现罢了！故必须寻出个善的标准与真的轨持，发生出自觉自主的力量来；乃能顺应著这现代人心，使不平者平，不安者安，而咸得其思想之正’。
大师以为：欲应导现代人心正思，即需发扬大乘佛法真义。大师所推重之大乘真义，即中国台贤禅净共依之起信楞严。如曰：‘大乘佛法的本身，即“众生心”是。……就我们人类切言之，亦可曰人生心，即是能具能造人生世界种种事物的。……大乘佛法真义，原是人人自心中所本有的。……因为揭发说明了他，便发生一个觉悟大乘佛法真义的人生心。因为开发阐明了诠他的经教，便发生了一个发扬大乘佛法真义的海潮音。……将这大乘佛法的真义，称举到人海思潮的最高性上去，为现代人心作正思惟的标准。……将这大乘佛法的真义，宣布到人海思潮的最大性上去，为现代人心作正思惟的轨持’。大师被推举为西湖弥勒院及大佛寺住持。奘老、士老、大觉等，先后为之管理。大师仍住净梵院，时泛一叶扁舟，来往于湖南净梵、湖北弥勒之间（自传十三）。四月大师以新近之思想学术，阐明（三十）唯识论，发挥唯识学之新精神，
作“新的唯识论”。按：无言“太虚大师行略”云：‘冬回杭州，于车轼舟舷上写成新的唯识论’，乃误读自传致误。大师卓锡西湖，时与康南海（居蕉石鸣琴）相往来，茗谈辄复移晷。大师合弥勒院与大佛寺为一，复古名兜率寺之旧，康氏为之书额（自传十三；人物志忆六）。大师时多论评世学之作：“论陈独秀自杀论”，“昧盦读书录”、“论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上篇”、“读梁漱溟君唯识学与佛学”、“近代人生观的评判”。大师不满胡适之进化论的历史观念，责其抹杀个人之才性，不明佛法所说之心性。梁漱溟时有“唯识述义”公世，右空宗而抑唯识，大师为论空与唯识，义本一致。于“佛藏择法眼图”，评谓：‘梁君所言，仅齐三论显说；其密指者似在禅宗而未能达’。大师于近代人生观之评判云：
‘我以为：为人间的安乐计，则人本的、神本的人生观为较可。为理性的真实计，则物本的、我本的人生观为较可。至于现代适应上孰为最宜，则我以为四种皆有用，而皆当有需乎择去其迷谬偏蔽之处而已’。离佛法，则世学各有所是、各有所蔽；得佛法以抉择贯摄之，则各能得其当。大师论衡世学，其方式每多如此。五月，陈性白来迎大师去武昌。应隐尘、元白、李馥庭等邀请，二十一日（“四月四日”）于龙华寺开讲大乘起信论，听众甚盛。大师手编“起信论别说”，富禅家笔意；于修行信心分，特有发挥。时讲经参用演讲方式，开佛门新例（自传十三；海一、六“杂记”）。按：“汉口佛教正信会壁铭并序”，以此为“春”季事，误。时国内政局日陷于纷扰割据，“整理僧伽制度论”，势难实行（自传八；编阅附言五六）。而俄国革命成功，共产思想日见流行。大师得一新感觉，即僧众有从事工作，自力生活之必要（略史）。乃宣布停刊“僧制论”，发表
“人工与佛学之新僧化”。次撰“唐代禅宗与社会思潮”，极力发扬禅者之风格，诱导僧众以趋向：‘务人工以安色身，则贵简朴；修佛学以严法身，则贵真至’。大师以“反信教的学术精神”，“反玄学的实证精神”，“反因袭的创化精神”等，说明禅宗与学术思潮。以“虚无主义的精神”，“布尔塞维克主义的精神”、“德谟克拉西主义的精神”，说明禅林与社会思潮。于唐代禅者之风格，颇多深入独到之见。结论谓：‘余既以“人工与佛学之新僧化”，追攀百丈之高风，以适应倾向中的社会趋势。复有精审详密之德谟克拉西整理僧伽制度论，亦以见吾志之不在徒发理论，须见之行事耳’！是年春夏圆映讲法华、楞严于北京。时北五省大旱，法会中发起佛教筹赈会（叶性礼“圆映法师事略”）。七月（“仲夏之月”），回沪。广州庚申讲经会代表李观初，已来沪迎候（康
寄遥与李同乡，由是始识大师，发心学佛）。李观初为国会议员，去秋在京，预维摩法会。南下参加非常国会，因与广州诸议员，于去冬发起迎大师讲经。春间，大师推同学开悟代往。粤方仍盼南行；辞不获已，乃相偕南下。抵广州，设讲座于东堤议员俱乐部，讲佛乘宗要论。论依佛法导言为依，敷衍为八章七十七节；初以“教理行果”统摄大乘诸宗。胡任支译粤语，与其弟赓支同记录。皈依者有龙积之等（自传十三）。八月粤桂战事起，龙积之等陪大师与开悟赴香港。陆蓬山、吴子芹等发起，请于名园讲佛学三日，开香港宣讲佛学之风（自传十三；人物志忆四；从香港的感想说到香港的佛教）。大师留港十余日，回杭（自传十三）。时应用进化论之历史考证法，以研考佛书者日多，大师取极端反对态度，为传统佛教担心：‘略从日本新出佛书，浅尝肤受，皮毛亦未窥及，随便拿来学时髦，出风
头，乱破坏，乱建立’（海内留心佛教文化者鉴之）！‘这种言论，……不久，于佛教的精神形式，必发生重大变化，故希望以佛教为生活的和尚尼姑，及学佛的居士，都将他研究一下’（海潮音社启事）！十月（“九月初”），大师再至武昌。寓皮剑农家，设讲座于湖北省教育会，讲楞严经，编“楞严经研究”为讲义（自传十三）。讲义以摄论为本，略糅余义而成；十一月十四日（“十月五夕”）编讫。此夕旋闻稍坐，忽觉楞严义脉，涌现目前，与唯识宗义相应，因重为科判而殿于研究之末（楞严经研究五）。去年梁漱溟“印度哲学概论”，即以楞严为伪；而唯识学风又渐盛。大师殆感楞严之将成问题，故为之会通！大师，时作“论基督教已没有破坏和建设的必要”，载于新佛教二卷二期。十一月二十四日（“十月十五”），大师于武昌讲经会授皈戒。李隐尘、李时谙、王森甫、满心如、陈性白、赵南山、皮剑农、萧觉天、杨显庆、孙文楼
、刘东青等军政商学名流，执弟子礼者三十余人。武汉学佛之风，于是大盛（自传十三；笠居众生“致德安法师书”）。湘僧善因（笠居众生），年来与觉社通音讯。闻大师启讲楞严，特远来与会（自传十三）。大师比年异军突起，本深厚之佛学素养，以通俗之方法弘教，得京、鄂、沪、粤多数大力者之信护，道誉日隆！而出家僧侣，囿于传统，拘于宗派，惑于“大闹金山”之暄染，反而流言四起。观笠居众生致德安书，可想见当时情势：‘考太虚法师之行实，及各居士之德行，鲜有不符佛制，如道路所遥传者。本月十五日，并在武昌讲经会弘传戒律，计男女居士受三皈者九人，受五戒者二十八人，受菩萨戒者十一人，皆当世高年俊杰。……虚师若无过人之德，彼一般高年俊杰，岂肯屈膝膜拜于年轻衲僧之前乎！善因与各居士同住数日，见各居士念佛礼佛，行住坐卧，不肯有稍自放逸之行为，即在缁门亦难多遘！虚师讲经，仍是香华供养，端身正坐，惟不搭衣，无不
具威严之事。……乃吾辈同侣，心怀姤忌，诽语频加！座下见地洞彻，幸勿误听’！十二月大师讲心经于黄冈会馆──帝主宫。史一如笔录为“心经述记”（自传十三；心经述记）。按：心经述记注：‘太虚法师在汉口黄州会馆口述’。佛学浅说附注：‘十月二十八日晚，在汉口帝主宫讲心经后之演说辞’。其事甚明。乃自传以为：是年讲起信论后，在帝珠（主？）宫演讲三日。讲楞严经后，于安徽会馆讲心经三日，乃发起佛教会，实回忆之误。盖心经讲于帝主宫，为此年楞严法会后；而起信论法会后，讲于安徽会馆，乃七年秋事。自传之说，时地并误。时信众之请求皈戒者踵起，总计达百一十九人（孙孙山“武汉庚申居士皈戒录”）。大师乃于心经法会终了，发起汉口佛教会，推李隐尘为会长，李时谙负责筹备。大师之佛教运动，于武汉日见发展（自传十三；李慧融“汉口
佛教会创始记”；佛教会创始记序）。十日（“十一月朔”），周扱寰代表湖南赵炎午（恒惕）、林特生、仇亦山等，礼请大师去长沙弘法。是日，大师与善因、李隐尘、陈元白、张锡畴等十余人，专车去长沙。设座船山学社，讲“身心性命之学”三日，法会甚盛。当即发起长沙佛教正信会（自传十三；海二、一“大事记”）。十五日（“六日”），大师等返武昌，商决明年由善因编辑潮音于汉口（次年二三月即迁还杭）（自传十三）。大师于汉口佛教会，讲“佛教的人生观”。所论大乘的人生观，为：‘圆觉之乘，不外大智慧、大慈悲之二法，而唯人具玆本能。……唯此仁智是圆觉因，即大乘之习所成种姓，亦即人道之乘也。换言之，人道之正乘，即大乘之始阶也’。大师回杭；舟次九江，函覆王弘愿所询唯识义（书）。
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庚申──辛酉），大师三十三岁。
新春大师鉴于僧寺内外交困，实为佛教复兴之大碍；大师乃唱“僧自治说”：‘欲实行僧自治，须摈绝挠乱之他力（官府之摧残，地方痞劣之欺压）；尤应去除本身腐败之点，力自整顿而振兴之’！一般学佛者之行不由中，尤为新兴佛教前途之危机，特提“行为主义之佛乘”以资警策：‘从来为佛教徒者，大多只知以“享受福乐”或“静定理性”为果。……无论重理解，或重证悟到如何圆妙，都只空理，不成事实，至近乃更厉行。一般知识阶级中，或认佛法为达到本体的哲学，或则但认一句禅谜，或则但守一句佛名，或则但以佛的经书、形像、数珠、木鱼、蒲团等项为佛事。而不悟盈人间世无一非佛法，无一非佛事’！
‘吾确见现时学佛的人渐多，大都迷背佛乘，不修习佛之因行。不知一切有益人群之行为皆佛之因行，反厌恶怠惰，其流弊将不可胜言！故大声疾呼，敢为之告曰：吾人学佛，须从吾人能实行之佛的因行上去普遍修习。尽吾人的能力，专从事利益人群，便是修习佛的因行。要之，凡吾人群中一切正当之事，皆佛之因行，皆当勇猛精进去修去为。废弃不干，便是断绝佛种’！大师言之若是其剀切沈痛，而学佛者，则终于念佛念咒，了生了死而已！大师以为：‘佛的因行，以敬信三宝，报酬四恩为本，随时代方国之不同而有种种差别’。‘在自由的共产主义下’，则以从事农矿、劳工、医药、教化、艺术为成佛之因行。‘在和平的全民主义下’，则加为警察、律师、官吏议员、商贾等。三月二十三日（“二月”），大师任西湖净慈寺住持。大师久欲凭藉禅林，以实施理想之改建，为佛教树新模。适以净慈亏欠甚巨，无法维持，乃由华山
徒属之因原、如惺介绍，接已故之雪舟和尚法而进院（自传十四；略史）。杭州测量局员王行方、徐柳仙、陆慧生等，发起讲经会，请大师于幽冀会馆，讲唯识三十论。如如记录，成“唯识三十论讲录”。大师开讲于二十四日（“二月十五”），适为进净慈寺之次日（自传十四；海二、四“大事记”；海三“辛酉年鉴”；唯识三十论讲录赘言）。大师著手于净慈寺之兴革：取缔鸦片酒肉；修济公殿；严饰佛像；陈列佛学书报以公众阅；改禅堂为角虎堂，以继永明禅净双修之风。且筹办永明学舍，以作育弘法僧才；设佛教慈儿院，以教育小沙弥。次第推行，百废俱兴（自传十四；略史；永明精舍大纲）。五月，朱谦之来兜率寺，拟从大师出家。朱氏以“将所有佛书，批评一过，从新整理建设起”为目的。大师告以不必出家，为介绍往从欧阳竟无游（自传八）。大师提倡佛学，而实不以一般治学方法为是，于此可见。时大师有“佛法大系”之作。本体为“真如的唯性论”，现行为“意识的唯
心论”，究极为“妙觉的唯智论”。以之统论大乘诸宗，为大师大乘三宗论之初型。二十日，修正管理寺庙条例二十四条公布。此出程德全面请徐总统，乃得撤销前之卅一条，修正公布，尚能消极维持（自传八；三十年来之中国佛教）。大师嫌其未善，拟“修改管理寺庙条例意见书”三十九条。其特点：一、析别寺庙之性质为宗教寺庙、奉神寺庙、公益寺庙，俾纯正之佛寺，得与耶回教堂同为财团法人（第一条）。二、寺庙之管理人，‘权利既视（一般）僧道为重大，贤否尤关寺庙之隆替’，故特定专章以明其责任（第九至十四条）。三、确定寺庙财产之所有权，属于寺庙自身（第十五条）。寺庙无犯罪之日，但可责诸管理者，寺产不得没收或提充罚款（第二十条）。对于教徒之继承私产；收受未成年人为徒；以不正当行为而诱人捐款或入教，确定为应加禁止（第二十六条），而予以处罚（第三十一条）。此虽犹未尽大师之本意，而实寓整顿维持之意。
七月五日（“六月初一”），大师于净慈寺启讲华严经之净行品（自传十四；海二、五“言说林”）。讲经不数日，杭州白衣寺慧安等诸山住持，摭拾浮词，诬控大师于官署。事缘大师疏忽，初未循例回拜慧安，因致嫌隙。退居鸿定，以烟瘾未除，为大师拒其回寺。乃诉惑温州同乡潘国纲，同善社首领张载阳，因有慧安等出面呈控。时县长王蔼南（吉檀），杭绅汪曼锋等支持大师；而上海新闻界康寄遥等，亦为有力之呼援，其案乃搁置于省署（自传十四）。八月九日，萧耀南任湖北督军。萧与李隐尘有同乡之谊，故是后大师武汉弘化，颇得其助（自传十五）。二十三日（“七月二十”），大师应北京辛酉讲经会请，离杭北上；过沪，偕史一如同行（自传十四；海二、七“狮子林”后）。九月六日（“八月五日”），大师开讲法华经于北京弘慈广济寺，十一月七日（“十月初八日”）圆满。大师依窥基法华经玄赞为讲义，周少如（秉清）
录其口说，成“法华讲演录”，逐日载诸亚东新闻。参与法会者，释远参、庄思缄、夏仲膺、蒋维乔、胡瑞霖、马冀平、林宰平、龚缉熙（后出家名能海）、朱芾煌、王虚亭等。大勇自五台来，李隐尘、陈元白从武汉来，法会极一时之盛。讲毕，为平政院长夏寿康等数百人授皈依（自传十四；法华讲演录弁言；海三“辛酉年鉴”；海二、十“评论坛”末）。法会期中（“十月初一”起），大师于南池子夏宅，别为蒋维乔等讲因明论；为大勇、王虚亭等讲金刚经，大勇记之为“金刚义脉”；为远参讲梵网经；为元白领导之女众，讲大阿弥陀经。讲说不倦，间有日讲七、八小时者（自传十四；海三“辛酉年鉴”）。时北五省旱灾甚剧，马冀平等乘讲经会发起金卍字会，以大师领衔通电。马冀平及道老等办理数年，教养灾童至三、四千人（自传十四；人物志忆十三）。十月二十七日（“九月二十三日”），大师以善因有病力求回湘，集京中缁素
议决：海潮音自十一期起迁北京，由史一如编辑（自传十四；南北东西的海潮音；海二、十“启事”）。是年，潮音得唐大圆、张化声、张希声投稿，倍有生气（自传十四）。日僧觉随，坚邀大师去日本，以传学唐代东流之密宗。大师无去意，大勇发心随行（自传十四；菩提道次第略论序）。十一月九日（“十月初十”），大师离京返杭。徐大总统颁赠“南屏正觉”匾额，讲经会公推倪谱香陪送（自传十四；人物志忆六；论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大师适与张仲仁同车。张以梁漱溟新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供阅，大师作“论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以为评正（自传十四；文）。梁君比年已回佛入儒，虽犹称许佛法为最究竟，而目下不赞同提倡佛法，欲以孔家文化救中国。大师评论之要，如说：‘梁君视佛法但为三乘的共法，前遗五乘的共法，后遗大乘的不共法，故
划然以为佛法犹未能适用于今世，且虑反以延长人世之祸乱，乃决意排斥之。其理由，盖谓东方人民犹未能战胜天行，当用西洋化以排除物质之障碍；西洋人犹未能得尝人生之真味，当用中华化以融洽自然之乐趣。待物质之障碍尽而人生之乐味深，乃能觉悟到与生活俱有的无常之苦，以求根本的解脱生活；于是代表印度化的佛法，始为人生唯一之需要。若现时，则仅为少数处特殊地位者之所能，非一般人之所能也’。‘余则视今世为最宜宣扬佛法的时代，一则菩提所缘缘苦众生，今正五浊恶世之焦点故。二则全地球人类皆已被西洋化同化，外驰之极，反之以究其内情。下者可渐之以五乘的佛法，除恶行善，以增进人世之福乐。中者可渐之以三乘的共佛法，断妄证真，以解脱人生之苦恼。上者可顿之以大乘的不共法，即人而佛，以圆满人性之妙觉故。而对于中国，排斥混沌为本的孔老化，受用西洋的科学，同时即施行完全的佛法。以混沌之本拔，则鬼神之迷信破故。若对西洋，则直顺时机以施行完全的佛法可也。余所
谓完全的佛法，亦未尝不以三乘的共佛法为中坚，但前不遗五乘的共法，后不遗大乘的不共佛法耳！……明正因果以破迷事无明之异熟愚，则中华宗极混沌、乐为自然之惑袪，而西洋逐物追求、欲得满足之迷亦除。于是先获世人之安乐，渐进了生脱死之域，以蕲达乎究竟圆满之地’。梁君拘于三乘共法，前遗五乘共之人天法，后遗大乘不共之菩萨法。回佛入儒，正由其所见佛法之浅狭。然其“眇目曲见”之唾余，每为时人所摭拾，障碍佛法不浅！大师回净慈寺，倪谱香、康南海等以总统匾额送入，反对者亦无如之何（自传十四；人物志忆六）。其先，大师离杭，浙江省长沈金鉴，以潘国纲、张载阳关系，撤销大师净慈寺住持。大师在京闻之，上诉平政院，事后搁置（自传十四）。关于净慈寺纠纷，腐僧、土劣、恶吏相勾结，现存大师当时所拟答辩，可以概见一二：‘一、道委指根源为允中法徒，为事实上之错误。盖根源实于允中退住持
之后，接已故之雪舟法为住持者。道委殆因其人已死无对证，故为混蒙。‘二、根源、鸿定，皆于雪舟故后，继其法派为净慈寺住持，太虚何为不可？而净慈既为传法寺院，但不紊法派，并出原住持志愿，便为正当传继；况复经依例呈县署注册，及绅众僧众送贺，表示赞成，更何有习惯不合，手续欠完之处！‘三、寺院产业，每有由人施入者；然一经施入，即属寺产，此为常例。前年因合并弥勒院、大佛寺，复兜率寺之古称。遂将县公署判属于弥勒院之宣姓房地，认为宣金弥所施（以弥勒院登记书上，本载明为宣金弥户而
又属弥勒院者），与弥勒院、大佛寺户者，俱合为兜率寺户，以便管业而已。其实此房地属弥勒院，系太虚闻之僧众绅众，据情呈报。倒谓太虚朦蔽官绅，实属违背！若官断为宣姓，太虚无争也。‘四、在镇江，为创办佛教协进会，此系团体行为波及者；且事在十年前。在宁波，系由鄞县某乡自治委员，准县谕推举住持归源庵。因前住持及债户与乡人等有纠葛，控诉鄞县知事于会稽道（即今钱塘道尹张鼎铭），自退另换。无论其事与住持净慈无干也，即其事亦何犯教规？‘五、“选贤不符净慈习惯，已各方公认，应但言传法”：彼不明承接已故之老和尚法派以继住持，乃中国各地丛林常有之例，不独净慈前住持鸿定，前前住持根源然也。至既有根源、鸿定如此在前，则太虚更为有根据耳！道委乃云强名接法，何所见之不广也！若言太虚何不接鸿定之法，则此亦须出双方愿意。若鸿定必欲太虚接其法，方传交净慈住持，则太虚若不愿接其法时，在太虚可以不为净慈住持却之，在鸿定亦可以不交净慈拒
之。而此寺乃由愿传交住持之鸿定，邀寺众及诸山灵隐寺等，请太虚接雪舟法以为住持，实出双方愿意，岂容有旁人不甘！‘六、谓鸿定紊乱法派，道尹殆不知“法派”二字作何解也！雪舟既属净慈寺法派，鸿定继雪舟法，何谓紊乱法派？若继非净慈寺所流传法派而为净慈住持，始为紊乱法派，若今谕委肇庵是。‘七、据道尹所言，则鸿定已不合净寺习惯，太虚尤不合净寺习惯，故皆不合为住持。此若不合，当更无能合之法？然则试问道尹：将如何产出净慈寺合习惯之住持？若更无法产出，岂净慈寺将永无住持乎？‘八、龚少轩，乃钱塘门外一流氓，杭州人多知之。不过有人买使作无聊言耳！试问弥勒院或宣姓或太虚，皆与风马牛不相及，何得无端捏控？乃道尹道委竟与一鼻孔出气，奇哉’！倪谱香等发起，请大师于西湖省教育会讲心经，有倪谱香（德薰）之“讲录”行世（自传十四）。
武汉信众，推陈性白来杭，迎大师去武汉讲经。大师偕性白西上，十二月二日（“十一月四日”）抵汉口（自传十四；海二、十二“大事记”）。按：自传十四谓：‘与陈性白在轮船上过了年，正月初一日泊汉皋’。十五谓：‘辛酉年底，我由杭至鄂’。然此出大师误忆；是冬仁王法会，自传竟亦忘之。元旦抵汉，实为十四年事。十二月六日（“十一月八日”），大师于汉口佛教会（时佛教会所前栋已完成），开讲仁王护国般若经。萧耀南、刘承恩如期莅会，听受礼拜。二十六日（“二十八日”）圆满（海二、十二“大事记”；海三“武汉佛教辛酉年鉴”）。十一日（“十三日”），兼为女众开讲佛说阿弥陀经。于弥陀诞，传授三皈五戒（腊八又传一次）（海二、十二“大事记”）。是年，持松（密林）赴日学密（密林“常惺法师传”）。
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辛酉──壬戌），大师三十四岁。
一月（辛酉“十二月十六、十七两日”），李隐尘、陈元白等，鉴于大师住持净慈之叠生故障，主纯凭理想，新创养成佛教人才之学校。大师乃提出佛学院计划；柬邀武汉政商各界集议其事，决进行筹备（自传十五；佛学院置院舍记；“汉口佛教会辛酉年鉴”）。二月十七日（“二月初一”），大师应汉阳归元寺请，启讲圆觉经。湘、鄂、赣省僧众来会者，亲对音仪，乃渐释昔来之隔膜（自传十五；海四“壬戌佛教年鉴”）。三月十三日（“二月十五日”），开佛学院筹备会于归元寺。得李隐尘、王森甫、胡子笏、汤铸新、皮剑农、陈元白、萧止因、熊云程、萧觉天、赵子中、孙自平、王韵香，及长沙佛教正信会周可均等卅余人，自认为创办人（佛学院院董会略史；海四“壬戌佛教年鉴”）。
十七日（“十九日”）起，每晚为四众开示唯识观法（海四“壬戌佛教年鉴”）。武昌佛乘修学会──熊世玉、阮毓崧、饶凤璜等，函恳草示大意（佛乘修学会“致太虚法师书”）；乃以孙绍基、赵曾俦（寿人）合记之“唯识观大纲”应之。其中“圆满一心之唯识观”，最足见和会起信与唯识之理。大师所谈唯识，与专宗唯识者，盖有所异。四月一日（三月初五”），圆觉法会圆满（海四“壬戌佛教年鉴”）。法会期间，大师出圆觉经随顺释科目。（“春”）又作“对辨大乘一乘”，“对辨唯识圆觉宗”，三重法界观（自传十五）。大师唱道大乘平等，而宗本在台、禅，得学要于楞严起信。比年（唯识大盛），大师特于唯识深研，颇有于平等中，对大乘空宗，统唯识于圆觉而立不空宗之意。故于贤首家贬抑唯识处（如判唯识为法相、为大乘，而自居于一乘、法性），起而为之抉择贯通。“对辨唯识圆觉宗”有曰：‘三论显性，侧重体性之性，唯以遮诠空一切法，殆同有主无宾！劣者未
能入于具显相用之不空性，然固当名之为法性宗也。唯识彰相，深探体相之相，虽以表诠立一切法，未尝取貌遗神。悟者皆能证于全彰体用之如幻相，固可名之为法相宗，尤当与即相之性──法华等，即性之相──华严等，同名为中实宗也’。‘般若宗以远离荡除一切法相，皆毕竟空而显性真。……瑜伽宗先分别离析一切法相，皆唯识变而显性真。……天台宗法华等经，宏融相同性之教。……贤首宗华严等经，宏即性起相之教。……由此四门，同入密严。但以无生法性，乃根本智境，是大涅槃果；唯识圆觉乃后得智境，是大菩提果。一可摄小，一独在大，故复分二宗’。“三重法界观”，立物我法界、心缘法界、性如法界。三重法界之立，影略三性而来。本于台禅之融贯以论三性，犹是高举唯识，使与台、贤（圆觉）教义相齐。是三文悉此春出，足以见大师当时之意趣。八日（“清明后三日”），大师应黄陂县知事谢铸陈（健），邑绅赵南山、
陈叔澄、柳质皆等邀请，偕了尘、陈元白、李时谙、陈仲皆等赴黄陂；民众空巷来观。大师寓前川中学，于前川中学、木兰女校、自新堂，讲佛法三日；王净元记之为“前川听法纪闻”（自传十六；王净元“前川听法纪闻”；诗存）。大师次陈叔澄诗以为纪念：‘未可栖栖笑仲尼，频年我亦惯驱驰。春深大野来今雨，学讲前川忆古师。佛海潮声传隐约，人天梦影正离奇。法身流转怆无极，应有维摩病大悲’！按：自传以此为十二年春事，误。十四日（“三月十八日”），大师应武昌中华大学请，开始授印度哲学及新的唯识论（海四“壬戌佛教年鉴”）。大师辞陕西佛教会（康寄遥等）之迎请，转为商得汉口华严大学讲师妙阔同意，赴秦讲学（自传十六；覆陕西佛教会延请法师函）。按：自传误以此为十二年事。
五月（“四月初”），让得武昌黎邵平（少屏）宅为院舍。四日，佛诞，大师于汉口佛教会，受院董会（隆重之）礼聘为院长。礼请疏出黄季刚手。大师乃进行招生事宜；章程由创办人呈湖北军民长官及内教两部备案（自传十五；佛学院置院舍记；佛学院院董会略史）。其时，大师辞去净慈寺住持，交卸兜率寺。以外得陈性白、倪谱香，内得奘老、玉皇等助，得以和平交卸了事。大师并约大觉、玉皇、智信，来武院助理事务（自传十四；十五）。二十一日（“四月二十五日”），大师覆李琯卿书，为论佛法（唯识）与哲学之异，冶性空唯识于一炉：‘西洋底哲学，……都是先认定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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